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关于夏朝的存在几乎没有什么争议。人们普遍认为，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实行世袭制的王朝，位于商朝之前。然而，随着西方思想的影响逐渐渗透，特别是考古学的迅速发展，部分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开始对传统史书记载的内容进行质疑与重新审视。

不可否认，与以实物遗存和遗迹为研究重点的考古学相比，传统的历史学主要依赖文字记载，难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文字内容的“主观性”不容忽视。史书的编撰多由专门的史官负责，这使得它们不可避免地掺杂了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编者的个人观点。例如，成书于大一统时代的《史记》，在描述上古的五帝时期时，司马迁受秦汉统一思想的影响，把黄帝、尧、舜等不同氏族的领袖强行连系为同一血缘世系。按照这样的逻辑，舜娶尧之女便成了娶了自己的五世祖，而舜将帝位禅让给禹，也就成了把王位交给了自己的曾爷爷。

此外，唐代史书对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也做了“美化”。李世民被描述为精心策划，最终成功地将自己的兄长李建成打败，而李建成则被描绘成一个庸碌无能、嫉贤妒能的太子形象。除了主观性，史书的记载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仅体现在记录的真实性上，还包括其成书的年代及其来源的可疑性。例如，《尚书》与《竹书纪年》之间存在较大的版本差异，夏朝相关的文献如《夏书》，也有学者认为是后代所托名的伪作。

因此，王国维等学者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即通过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的相互印证，来重构历史。这一方法至今仍然是学术界的主流手段。1928年至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进行了15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这不仅验证了史书中关于殷商历史的部分真实性，还首次通过地层分析确定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商文化之间的年代关系。简而言之，殷墟的考古发现，从时间、空间到物质遗存的各个维度，明确指向了这里就是古代殷商王朝的都城。

其中，最关键的发现莫过于甲骨文。甲骨文不仅涵盖了殷商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个方面，它所记载的商王世系与传世文献中的描述互相印证，成为最有力的证据之一。然而，考古学虽然弥补了文字记载中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但它本身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考古发掘能够划定遗址的时间和空间框架，但很难准确确认遗址的主人和文化归属。

例如，2015年在南昌发现的西汉大墓能够精确判定为海昏侯刘贺的墓，关键证据便是墓中出现了刻有“刘贺”字样的私印和“臣贺”字样的奏章。而在没有类似实证材料的情况下，如临潼的秦东陵或者山西的春秋墓，尽管能够大致定位为秦国王室墓葬或晋国卿大夫墓，但墓主究竟是谁，却仍然无法确定。

根据“二重证据法”的思路，考古工作者在完成殷墟的发掘之后，便开始了对“夏墟”的寻找。尽管《史记》早在秦末战乱时就提到殷墟位于安阳一带，但对于“夏墟”的描述却显得模糊不清。史书中提到的“夏墟”位置不一，有的说在山西南部，有的说在河南西部，甚至有人认为它位于山东西南一带。至于关于夏朝的史料更为匮乏，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参考了大量文献，但涉及到夏朝的部分，仅仅用了几百字简要叙述。

因此，早期探索夏朝文化的先驱徐旭生，便开始根据文献记载划定可能的“夏墟”区域，主要集中在晋南和豫西。就在这一过程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东下冯遗址和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揭示了二里头文化位于龙山文化之上，而又叠压在二里岗商文化之下。通过这些文化的层叠关系，考古学家能够确定二里头文化在时间上处于龙山文化之后，商文化之前。

进一步的考古发现表明，二里头遗址的规模远大于东下冯遗址，且具有较为复杂的宫殿建筑和青铜礼器作坊，这些迹象表明二里头遗址很可能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如果从时间和空间维度考虑，二里头文化的遗存既早于商文化，又晚于尧舜禹所处的龙山文化，这与史书记载的夏朝时间框架相吻合。

然而，尽管二里头遗址经过了多年的考古发掘，但至今未能找到直接证明其身份的文字或其他实证材料。考古证据只能证明二里头是中国青铜时代早期的一个重要都邑，但是否属于夏朝仍无确凿证据。因此，尽管学术界对二里头文化的归属仍有争议，但国家层面的认定逐渐清晰。2019年，国家为二里头文化建设了博物馆，2020年，新华社也明确表态，二里头遗址是“夏朝的都城遗存”。

这引发了外界的质疑：“既然没有文字证据，如何确认二里头就是夏朝的遗存？”对此，邹衡等考古专家早在1979年就提出，夏文化的辨识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合适的方法来识别它。根据这一思路，考古学家通过商文化和东夷文化的对比，逐步梳理出二里头文化与夏朝之间的联系。

商文化的遗址，例如殷墟、二里岗遗址等，逐步揭示了商朝文化的演变。与此相对，东夷文化则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山东省一带。考古学家发现，二里头文化与商文化之间存在显著的互动，尤其是在文化的传承和继承方面，这为二里头文化的夏朝属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