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在山东菏泽市的革命纪念馆，一位眼中带着泪光的年轻人偶然发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正在专注地盯着展柜里的一件老物件。年轻人感到好奇，走上前轻声问道：“老大娘，您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自己一个人来参观博物馆啊？”

老太太闻言，眼睛一亮，神色依然清晰坚定，她挥舞了一下双臂，在地板上踱了几步，颇为骄傲地回答：“这有什么呢？当年我替八路军送情报的时候，腿脚比现在可灵活多了！”

老太太话音未落，又指了指展柜中的一只小包，继续说道：“你看看，这个针线包就是我当年用过的，里面不仅装过纳鞋底的大针，还曾装过秘密情报纸。”

年轻人虽然听得津津有味，但心里却有些怀疑：“这位老大娘真的是情报员吗？难道她年纪大了，记混了，把电视剧里演的情节当成了自己的经历？”但他没有多说什么。

正当年轻人心中疑惑时，旁边的讲解员也被吸引了过来。他看着老太太提到的针线包，情不自禁地颤抖着手拿着讲解手册，紧张地问道：“老大娘，您能再说一遍刚才的故事吗？顺便告诉我您的名字！”

老太太一听，立刻爽快地回答：“我叫朱文起！”

听到这个名字，讲解员猛地一惊，几乎是脱口而出：“这位老大娘可是冀鲁豫边区的特等功臣啊！”

朱文起出生在清末民初，那时，民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刚刚起步，倡导妇女不再缠足。然而，由于传统思想的深刻影响，许多家庭依旧坚持缠足，怕自己的女儿无法嫁人。朱文起的父母却不同，他们开明地不让女儿遭受缠足之苦。于是，朱文起从小就能像男孩子一样自由地在田野上奔跑，享受着天真烂漫的童年。

朱文起20岁时，按照媒人的安排，嫁到了鲁西南定陶县游集村，成为了游家四子游兰馨的妻子。婚后，她先后生下了三个孩子，尽管家境贫困，但夫妻俩凭着辛勤劳作，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日军的侵略，百姓生活愈加艰难，大量村民不得不逃入深山，以避日寇的扫荡。

然而，天灾也未曾饶过他们，连续几年的暴雨与干旱，导致庄稼几乎全毁，饥荒开始蔓延，朱文起的丈夫游兰馨也因病去世，留她独自一人承担起家中的重担。最初，朱文起一家还能勉强靠着余粮度日，但粮食很快耗尽，市面上也买不到米。无奈之下，她不得不带着孩子们开始乞讨，半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生存奔波。

就在艰难的生活中，朱文起遇到了八路军的战士们，她也亲眼见识到了日军的暴行。尽管生活贫困，朱文起依旧坚信，只有驱逐日本侵略者，才有中国百姓的活路。她常常对自己的孩子们说：“虽然我没什么本事，但你们长大了也要像那些哥哥姐姐一样，去打鬼子！”

她的决心在孩子们的回应中更加坚定。1941年冬天，朱文起像往常一样从外头乞讨回来，安顿好孩子们后，正在准备就寝时，突然听到一阵敲门声。

她小心翼翼地打开门，看到是自己的侄子游文斋。游文斋是游集村的一个抗日工作者，而由于他的身份，村子也成了日伪军的重点监视对象。朱文起虽然没读过书，但她深知国家大义，从未对侄子从事革命工作有过任何抱怨，反而鼓励他要继续为抗日事业奋斗。

得知朱文起回来了，游文斋便急忙赶来找她，告诉她需要她的帮助。由于敌军在敌后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情报工作成了抗日斗争的关键。朱文起的名字很快进入了游文斋的脑海。她不仅敢于在困境中独自撑起家庭，而且她的脚步轻便，比许多女性都更加灵活，正好适合从事交通员的工作。

游文斋表达了请求，然而朱文起却陷入了沉默。她小心地问道：“我虽然愿意帮助你们，可是我不识字，这样行吗？”

游文斋看到她的疑虑，轻笑着安慰道：“婶子您放心，部队里许多战士也不识字，但他们照样能把鬼子打得满地找牙！再说，我们现在有了识字班，您要学也不难。”

朱文起听后松了口气，最终答应了参与革命的工作。几个月后，经过严密的训练，朱文起掌握了作为交通员的必要技能。她的生活看似平凡，仍然穿梭在乡村之间，但她的双肩却肩负着重要的任务——为我党传递情报。

有一次，朱文起带着情报纸走在路上，遭遇了日伪军的检查。当她被要求打开篮子检查时，朱文起镇定自若，巧妙地从针线包里取出了几根大针，瞒过了敌人的检查。她巧妙地运用自己的“伪装”，让敌人没有察觉到任何可疑的东西，顺利完成了任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文起愈发得心应手，她逐渐成为了鲁西南地区一名不可忽视的情报员。直到解放战争胜利后，朱文起依然没有停下她的脚步，继续为国家服务。抗战纪念馆建成时，她曾亲自将自己曾用过的针线包和竹篮送了过去，这些普通的物品，见证了那个不平凡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