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的内容非常丰富，讲述了作者与杨将军的互动、历史背景、以及抗日的艰辛。为了保持文章的原意并增强细节，我进行了如下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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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胡希仲 整理/冀迁运

1936年9月中旬，杨虎城将军自西安赴上海，被外界称为“赴沪就医”。当时，我正因病在上海治疗，住在杨明轩先生家中。一天，杨将军派人来找我，要求我前往静安寺路的于右任先生家，与他会面。见面后，我发现杨将军的情绪异常烦躁，精神状态显得不太好。他首先关心我的健康状况，接着直截了当地说道：“希仲，你带我去美国吧！中国我已经待不下去了。”杨将军突如其来的话让我一时愣住，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一转折，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还没等我开口，他便迫切地要求我分享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这里没有外人，可以大胆地说。”平时我与他交谈不拘小节，于是我毫不保留地发表了一番看法。

我说道：“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的帝制，但北洋政府却并未获得人民的支持。现在蒋介石不仅不如北洋政府，反而更为专制独裁，排除异己，我们学校的美国人也都认为他没有民主。”看他没有什么反应，我继续说：“红军东渡抗日，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而蒋介石迟迟不愿抗日，人民的选择只能是跟随共产党。现在我打算回陕北，招募家乡的青年加入红军，我已经得知我同学勋勋的消息，准备联系他，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杨将军听后表示全力支持，并告诉我，若我决定组织军队，他可以提供枪支和资金，但条件是我要加入他，留在他身边，而不是去陕北。他说：“抗日不必非去陕北，跟着我也是一样！”他劝我尽早回到陕，把愿意抗日的朋友们集合起来，他保证会接纳并安排好一切。

随着我们的谈话深入，杨将军的情绪逐渐平复，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他对蒋介石的强烈不满，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严厉批评蒋介石卖国求荣、独裁专制，使得已经千疮百孔的国家变得更加一塌糊涂，国债累累，民众疾苦。他特别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愤怒至极，愤愤地说道：“红军的战斗力本就强大，消灭红军的幻想早已破灭。那些杂牌军吃尽了苦头。人家费尽心力夺得一座城池，蒋介石却派文官来担任地方官员，冠以‘两贤并立’的美名。可是战争中的损失不仅不予补充，甚至连番号都无法保全，反而指责部队剿共不力，威胁要军法从事。”他还提到：“这些杂牌军自筹资金，买几条枪来抗敌，蒋介石不仅不给他们支持，还要找茬问罪。稍有不满，就被指控有通共嫌疑，真是荒唐至极！”

在交谈的过程中，杨将军几次提到我父亲胡景翼，特别是赞扬他在“首都起义”中的英勇气概。他还回忆起1926年抗击刘镇华围攻西安的经历，说当时城内粮草耗尽，他准备死守钟楼，誓死一战。他感慨地说：“刘镇华围城长达8个月，困难比天还大，正因为有牺牲精神，我们才坚守到最后获得胜利。现在的敌人虽然更强大，但我们也不再是当年的样子。”他还提到，面对蒋介石坚持内战、拒绝联合抗日的局面，必须团结所有抗日力量，摒弃前嫌，集中力量对抗侵略者。

听到这些话，我深感振奋，决定改变主意，不再前往陕北，而是和杨将军一同抗日。他显得十分高兴，并说道：“我知道你不会离开我的。”

西安事变发生后，我同时收到了杨将军和杨明轩先生的电报，要求我和李子健立即回西安。我们立刻启程，刚进潼关，就被冯钦哉的部队拦截。幸运的是，下级官兵并不认识我们，我和李子健通过花钱贿赂看守，成功逃脱。我们赶到蒲城，找到杨将军的弟弟杨茂三，要求他帮助我们返回西安。

在经过富平县时，我们得知红军已开始南下，而富平、临潼、闫良一带的地方武装正在金城堡的杨介石家召开会议，打算对抗红军。富平县的地方民团约有3000多人，其中零散的武装力量也不小。如果这些地方武装与红军发生冲突，势必会影响张、杨两将军的战略大局。我和李子健商议后，决定前往金城堡劝说这些地方武装的领袖。

到了杨介石家，我们发现客厅已经挤满了人。我二叔胡景瑷也在场。严子格等富平西乡的地方人物正在叫嚷，说红军是“蓄意犯境”，主张要与红军对抗。张明轩等人也在附和。我们向大家打了招呼后，立即向他们解释，现在是张、杨与红军三方联合抗日，红军南下是为了支援张、杨两位将军，防止中央军进犯，呼吁大家从大局出发，不要影响杨将军的部署。

话音一落，客厅里瞬间安静下来。大家面面相觑。我把二叔拉到一旁，向他解释，红军改编后将会东渡抗日，暂时不会在本地久留，希望他不要听信周公甫那伙人的言论，要支持红军。二叔听后，起身不辞而别，这一举动对全场的气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严子格见状，也默不作声，反对红军的喧嚣渐渐平息。

夜晚，我们回到西安，第二天清晨，杨将军派车来接我们吃牛肉，见面后他表扬了我们制止富平民团闹事的做法。我问杨将军，红军为何没有事先通知地方武装，杨将军回答说，考虑到地方势力和团总可能背后做些勾当，若事先通知，反而可能引起麻烦，因此决定在红军到达后再派人做解释工作。

杨将军接着告诉我，他决定派我去渭北各县巡视，协调红军与地方的关系，帮助红军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他立即通过电话通知各县，要求我第二天出发。当天晚上，周恩来在西安的工作人员刘秉琳来找我，告诉我周恩来副主席派他同行渭北工作。刘秉琳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我们早在1931年就相识。

在富平县，我和县长刘明哉一起走访了当地的武装力量，逐一解释杨将军的意图，劝说他们支持红军在渭北的改编工作。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随后在耀县召开了动员大会，号召各县做好接待红军的工作。方仲如主持了会议，杨明轩、杨晓初和我都发表了讲话。会议结束后，我刚回到富平县，就得知樊崧甫部的中央军即将开进县城，我立刻赶回庄里，派人送信给驻耀县的许权中部。

然而，樊崧甫派来的人要求孟慎言撤军，否则将采取武力手段。我们坚决不让步，但由于兵力较弱，打起来可能会有危险，于是我派人迅速去皇甫给红军送信。贺龙收到消息后，立即率领红二方面军主力南下，并驻扎在庄里与我们对峙。经过一番博弈，中央军的代表最终撤回。

随着红军改编工作的推进，粮食问题成为一大难题。贺龙等领导找我商量，要求我出面向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