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唐朝的开元盛世像绚丽的画卷一样展现在人们眼前，盛大的繁华几乎让所有人都沉醉其中。然而，随着繁荣的背后，一场潜伏的危机悄然降临。唐玄宗发现，国家的财政收入竟然连年缩水，维持基本的开支都显得捉襟见肘，这一切让他震惊不已。就算是盛世王朝，怎会陷入如此困境？难道是他个人的奢华消费让国家陷入困境？

唐玄宗皱了皱眉，心中暗自有些烦躁：别再胡说了。那时他可不是沉迷享乐，而是处于锐意进取的开元九年，还是一位精明的明君。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答案并不复杂——“逃户”问题。

“逃户”指的是那些逃离户籍管理的贫民和流民。随着大量流民的涌入，唐朝的赋税、徭役和兵役体制逐渐失去了依赖的基础，导致财政渐渐陷入困境。唐玄宗更是难以理解：那些流民不但失去了土地和房产，连任何固定资产也没得继承。难道这就是大唐百姓的命运？

人们的处境并不如外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早已将能够出售的东西变卖殆尽。剩下的，仅是几张空荡荡的嘴巴和讨饭的碗，若是官府想讨论征税，得先确保这些流民有足够的食物填饱肚子。盛世王朝竟然会出现这种局面，似乎难以让人信服。实则不然，早在唐高宗时期，逃户现象便悄然出现，而到了唐玄宗开元中期，已发展成了一项严峻的社会问题。根本原因就是土地资源的紧张。

唐朝初期，由于人口稀少，土地资源相对丰富，唐帝国实施了王田制度，使得大量土地得以分配。随着人口暴增，土地需求量急剧上升，原本公有土地的配给制度开始难以为继。于是，土地的公有制逐渐向私有化转变，土地买卖被合法化。随之而来的是土地兼并现象的加剧，地方豪强趁机囤积大量土地，形成了严重的流民潮。那些权贵豪族则巧妙地与官府勾结，将兼并土地悄悄隐匿起来。

随着可征税和可征役的对象逐渐稀少，官府不得不将税收和徭役的重担加压到剩余的百姓身上，导致了恶性循环的形成。历史上曾记载，某些地区的逃户比例竟高达50%，这一现象在当时简直令人震惊。

逃户是如何生存的呢？部分人机敏聪慧，逃入深山老林，开垦荒地自给自足；另一部分则成为豪族的佃农，勉力维生；最为危险的是那些完全沦为流民的人，他们为了生存只能依赖乞讨。这部分人流动性极大，极易被别有用心之人蛊惑，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民变。理论上，社会的进步伴随着土地矛盾的加剧，在开元盛世出现逃户问题一点也不奇怪。

这一问题无解，几乎成了一个死结。正当唐玄宗为此焦头烂额时，一位八品的监察御史宇文融上书提议“检括逃户，增加税赋”。尽管宇文融并非第一个提出这一建议的人，但他凭借极高的行政才能，仅用了十二天便制定出了一套完整的执行方案。唐玄宗对这个方案十分欣赏，当即任命宇文融为从六品兵部员外郎，授予“括地使”之职，负责此项工作。

宇文融展现了极高的组织才能，迅速选拔了29名“劝农判官”，派往各州县开展工作，重点着手五个方面的改革。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三年内，唐朝新增了近百万户的纳税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同时，国家财政收入也随之增长了10%。可以说，宇文融为唐朝财政的恢复和盛世的延续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他的改革也遭遇了激烈的反击。

地方的豪强和官员纷纷上书攻击宇文融，声称他为了树立个人功绩，虚报了大量原居民为逃户，实际上损害了百姓的利益，甚至有言论称，逃户现象自古有之，不必大动干戈。更令人不快的是，宇文融与宰相张说之间有私人恩怨，导致他提交的许多议案都被无情否决。

面对不公的打压，宇文融愤然反击，他联合同样被张说打压的崔隐甫、李林甫等人，共同上书弹劾张说。唐玄宗为顾及面子，最终将张说罢免。然而，宇文融并未就此罢休，继续打击张说的余党，引起了唐玄宗的极大不满。最终，宇文融被贬为魏州刺史。此后，他被调任河北道宣抚使，期间他主持了疏通黄河九河故道、开垦良田种植水稻等工程，为唐朝的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

然而，在开元十七年，唐玄宗再次试图任命宇文融为宰相，但在一百天内，他又被捕入狱，并最终被贬为汝州刺史。在贬职的过程中，宇文融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最终死于流放途中。令人唏嘘的是，这位曾一手改变唐朝财政命运的功臣，却在史书中被诋毁为“幸人”、“括户取媚”，甚至被指为导致“征利而国危”的罪人。

宇文融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客观评价他呢？首先，他在经济改革方面的贡献无可否认。史书对他的恶劣评价令人不齿，传统文化一直不愿意过多谈论“利益”问题，甚至将其视为小人行为，这无疑对历史有很大的误导。

从历史上看，“兴利”之臣通常有两类。一类是像和珅那样的官员，他们的“兴利”实际上是为了个人的私利，损害的是百姓与国家；另一类是管仲、张居正这样的人物，他们的“兴利”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真正造福了社会。显然，宇文融在土地、税赋改革方面，所带来的益处更多是国家和百姓的，而非他个人。尽管在改革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官员的弄虚作假，但这在当时的环境下几乎难以避免，不应全盘责怪宇文融。

宇文融伤害的，恰恰是那些土地兼并的豪强贵族，他们的私田被揭露，导致他们拼命诋毁宇文融。至于裴耀卿，他的改革并没有对任何利益集团产生冲击，却也被误解为“媚上”，这对于历史的公正性无疑是一种讽刺。

宇文融与张说之间的派系斗争复杂且充满了争议，但不能简单地以黑白对立来看待。两人各自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最终都导致了唐朝朝廷的动荡。宇文融虽在过程中表现出一些过激的行为，但也可理解为他被逼无奈的反应，同时也反映出他在性格上的缺陷。

最后，宇文融确实有受贿、贪污的行为，这也是他最终走向衰败的原因。他的儿子因为受贿事件卷入其中，自己也因贪污船运费而受到惩处。高位之人往往要承受更多的压力，一不小心便会堕入深渊。

宇文融的死令人遗憾，但也让人深思。若他没有卷入朝堂之争，或许他本可以为唐朝的未来做出更多贡献。而作为皇帝的唐玄宗，更应该为自己的决策负责，毕竟他才是最终的决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