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禅让”，历史上是指一种权力的转移方式，具体来说，代表着统治者主动将自己的权力让渡给他人。禅，原意是推荐、推举；而让，指的是放弃、交出。这个制度，最著名的例子要数尧、舜、禹三位古代帝王的传位。在那个时代，尧是部落中威望最高的领袖，他并未将领导权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推举了舜接替自己，成为新的部落首领。之后，舜去世，禹因治水有功，也被推举成为接班人。这样一来，禅让制度便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项传统。然而，到了唐朝，禅让制表面上的形式虽然沿袭了魏晋时代的惯例，但其内涵和背景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具体表现在“正统”、“史实”以及“道统”三个方面。

回溯到617年，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不久便攻占了隋朝的都城长安。同年11月，隋炀帝的孙子杨侑继位，史称隋恭帝。由于李渊的战功显赫，隋恭帝任命他为丞相，并封他为“唐王”。然而，第二年，隋恭帝主动希望将帝位禅让给李渊，并亲自下诏，称“功德日懋，天历有归”。他向李渊表达了愿意交出帝位的决心，尽管李渊再三推辞，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禅让”邀请。从魏晋以来，禅让成为了一个普遍的政治惯例，隋恭帝的这次禅让为唐朝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外在的政治支持。隋恭帝的诏书中，明确指出李渊之所以继位，一方面因为他有卓越的政绩，另一方面也因为符合“天命”，符合天意。在这种表述中，李渊的继位不仅仅是个人的功劳，也是符合天命的结果。

更为深远的是，李渊继位后，唐朝的正统性通过多种方式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首先，从五行学说的角度来看，唐朝的“土德”是由隋朝的“火德”过渡而来的，火生土的关系象征着禅让的合法性。其次，唐朝初年对历法的修订也有其内在的政治含义。据《旧唐书·律历志》记载，唐高祖李渊继位后，修订了历法，制定了“戊寅历”，并用“上元之首”来象征禅让的开始，进一步体现了禅让的政治正当性。

然而，尽管隋朝的禅让对唐朝政权的合法性产生了重要影响，唐朝人对这一历史事实却有着复杂的看法和反思，尤其是李渊本人。唐朝历史学家温大雅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记录了李渊对禅让的独到见解。他指出，李渊在征服天下时，认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政权的合法性：一是革命，二是禅让。两者虽然表面上不同，但在合法性上是平等的，都是顺应天命的体现。李渊认为，禅让和革命同样可以为政权的继承提供合法性，然而他心中并不真正认同魏晋以来的禅让模式，他认为那种禅让不过是统治者的自我美化，失去了尧舜禹时代“天下为公”的本意。

不仅李渊如此看待禅让，唐太宗李世民也曾用“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来形容当时隋文帝接受北周禅让的方式，这足以显示出唐朝对魏晋以来禅让制的轻视和批评。尽管在唐朝早期的正史中，禅让的历史并未受到彻底否定，但对于其实际效果的批评却充斥其中，表露出一种对魏晋禅让的鄙夷之情。

到了唐中期和晚期，学者们的观点开始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中唐时期的陆淳，他从民本思想的角度提出，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制度体现了儒家思想的理想，强调“选贤举能”，这一制度具有其他世袭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陆淳在其著作中广泛引用孔子的《论语》进行论证，主张禅让制能够为百姓选出最合适的领导者。

与陆淳的观点相契合，韩愈也从更深层次上探讨了禅让与世袭之间的关系。在《对禹问》一文中，韩愈详细分析了禅让制从尧舜禹时期到魏晋的演变过程，并指出，虽然尧舜禹时代的禅让是为了选贤与民，而魏晋以来的禅让则逐渐演变为权力斗争的手段，失去了原有的理想。他同时也承认了世袭制的合理性，认为世袭制能有效避免继承者之间的争斗和动荡，因此两种制度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与此同时，柳宗元也从历史的角度对禅让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他认为，禅让的出发点和结果因时代不同而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历史上那些成功的禅让往往是为了让民众更好地生活。在他看来，尧舜禹的禅让，并不是立刻将权力交给舜，而是等待舜积累足够的功绩，得到民众的认可，直到尧逐渐被遗忘，舜才正式继位。同样，禹启的世袭继承也是基于人民对禹的信任，而不是单纯的血缘继承。

总的来说，唐朝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禅让制度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唐前期，李渊虽然从魏晋禅让模式中继承了表面形式，但他内心并不认同这种形式的内涵，而是将其作为合法化自己政权的一种手段。到了唐中期和晚期，儒学思想的复兴促使人们重新审视禅让制度，并对其历史价值进行新的评价。通过历史学家的批判与总结，禅让制度的意义得到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并为当时的政治格局提供了更为客观的解读。

从整个唐朝的历史发展来看，禅让制的思想和实践并非一成不变。无论是从正统性、史实的可靠性，还是道统的传承角度，唐朝对禅让制度的理解和评价始终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得民心、顺天命，成为禅让制合理性背后的核心要素。而这一切，也正是为了确保天下百姓能够安居乐业、风调雨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