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的历史长河中，明武宗朱厚照的去世引发了深刻的政治震荡，特别是随之而来的“嘉靖帝继位后的大礼议之争”，以及这一争论引发的太庙制度深刻变革，成为了朝堂上最为引人注目的话题之一。

明武宗朱厚照没有亲生子嗣，他唯一的弟弟早年夭折，继位后的皇位继承问题一度陷入了僵局。面对这种局面，张太后与内阁首辅杨廷和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迎立兴王世子朱厚熜继承大统，这位继位的皇子便是后来登基的嘉靖皇帝。嘉靖帝的身份非同寻常，因其父并非皇帝，而是作为旁支藩王的儿子承继皇位，这样的特殊情况在明朝历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因此，这一历史情形也为后续的太庙制度改革埋下了伏笔。

明宪宗朱见深的三子朱祐樘，继位成为明孝宗，成为当时的皇帝。其四子朱祐杬则被封为兴王，封地位于当时的湖广安陆州（今湖北省钟祥市）。朱祐杬死后，因其德行被追谥为“献”，因此他被称为兴献王。明孝宗的长子朱厚照便是明武宗，而兴献王朱祐杬的次子朱厚熜，则继位为嘉靖帝。这样，明孝宗与嘉靖帝是伯父与侄子关系，明武宗与嘉靖帝是堂兄弟。

按照当时的继承制度，“兄终弟及”的原则并不符合嘉靖帝直接继承皇位的要求，且《皇明祖训》规定，继位应遵循嫡子原则，因此，杨廷和等大臣提出建议，要求嘉靖帝以过继方式继嗣明孝宗，这样便能合法继承大统。换句话说，嘉靖帝需称明孝宗为“皇考”，称明武宗为“皇兄”，而兴献王则应称作“皇叔父”。然而，嘉靖帝对此态度坚决，不同意这一提议。他主张自己是明宪宗之孙，兴献王之子，只要凭借这些身份便可合法继位，认为自己完全可以称明孝宗为“皇伯考”，明武宗为“皇兄”，而兴献王则称为“皇考”。

嘉靖帝的立场异常坚定，他认为自己拥有继位的正当权利，无需依附任何人的身份和亲缘。明孝宗是伯父，他不能将其视作父亲，而他本有亲生父亲。与之对立的是，杨廷和等一众大臣坚持传统宗法礼制，认为嘉靖帝必须遵循大宗的礼法，才有资格继位。否则，继位的合法性将会受到质疑，宗法礼制的权威也将因此动摇。

两派的对立造成了宫廷内外的严重分裂。以嘉靖帝为首的一派，和以杨廷和为代表的另一派围绕着“谁应成为嘉靖帝的父亲”的核心问题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论。这场争论在朝堂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持续数年之久，复杂且激烈，历史学家称之为“著名的大礼议之争”。

这场争论并非仅仅围绕一个简单的称谓，它关系着皇位继承的合法性以及宗法礼制的根本准则。其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当时的权力斗争，还有对传统礼制与家族权威的深刻关注。对嘉靖帝而言，这是捍卫亲生父亲地位的斗争，而对杨廷和等大臣而言，则是保卫宗法制度和确保皇位继承正统性的政治斗争。

最终，经过长时间的争执，嘉靖帝最终获胜，他尊奉兴献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并将明孝宗称为“皇伯考”。这一决定宣告了嘉靖帝在这场争论中的胜利，但随之而来的变革却远未结束。为了符合传统礼制，嘉靖帝不得不面对如何将其父亲安置在太庙的问题。

在传统制度下，若要为兴献王追尊皇帝，那么就必须将其神主安置在太庙，接受祭祀，否则其地位便会显得不甚光彩。最初，有大臣提议将兴献帝的神位附加在太庙，但这一提议迅速遭到多数大臣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嘉靖帝已经在宫中为其父建立了专门的观德殿，并且这一做法足以表达他的孝心。如果将兴献帝的神位纳入太庙，势必会扰乱现有的君臣秩序。若神位高于武宗，则对君臣的尊卑关系产生影响；而若低于武宗，又会打乱叔侄次序，何种做法都不合适。

面对这一反对声浪，嘉靖帝并未放弃，而是做出了妥协。他决定暂时不坚持将父亲的神位放入太庙，但希望大臣们能在祭祀上予以更高的尊崇。经过商议，最终达成了一项折衷方案：在太庙旁边新建一座专门祭祀兴献帝的宗庙，并命名为“世庙”。虽然这一做法暂时避免了直接将兴献帝神位置入太庙的争议，但从外界的眼光来看，兴献帝依然未能与明朝正统皇帝平起平坐。

然而，嘉靖帝并没有就此放弃他父亲入庙的目标。他清楚，这个目标并非一蹴而就，于是他决定采取渐进的方式，循序渐进地实现这一目的。最终，嘉靖帝的努力和坚持在明朝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嘉靖帝与“大礼议之争”以及太庙变革，构成了明朝历史上一段极具争议和戏剧性的篇章。这场争论不仅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局势，也标志着宗法礼制与家族权力关系的重大变动，成为后世研究明朝历史时不可忽视的重大事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