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道光与曹振镛的历史掀起的波澜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与英国签订了最早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时候正值道光皇帝执政，许多人习惯性地将他定性为昏庸之君。但回顾历史，或许我们能发现，道光并非如表面所见那般无能。鸦片战争爆发前，历史上道光信任的人物，首席军机大臣曹振镛，便在帝国政治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主导了平叛新疆的军事行动，实施了盐政改革，是清朝晚期为数不多的亮点人物。假如没有曹振镛的英明才智，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

一、曹振镛的出身与早年经历

曹振镛，安徽人，生于1755年，世传他是曹操的后代。曹家的家风可以追溯到其父亲曹文埴，曾任户部尚书，主管帝国财政。作为高官之子，曹振镛自幼接受了精良的儒学教育，出身儒学正道。他于1781年参加科举考试，成功进入翰林院，担任庶吉士，逐步进入了仕途。在乾隆晚期，曹振镛获得了从四品侍读学士的职务，逐渐积累政治经验。

进入嘉庆年间后，曹振镛逐渐展露头角，迅速晋升为内阁学士，工部侍郎等职位，开始接触到更为核心的政权。1813年，嘉庆帝任命曹振镛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正式步入高层。随着嘉庆帝的去世，道光帝即位，原本各派势力都跃跃欲试。但曹振镛凭借出色的政治能力和稳定的品格，很快在新一轮的权力斗争中脱颖而出，成为首席军机大臣。凭此职务，他在道光朝的初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事实上的“宰相”。

二、遗诏风波与曹振镛的崛起

1820年，嘉庆帝去世，未留下遗诏。根据当时的制度，新皇帝继位后，必须由“宰相”起草一份遗诏，记录先帝的生平和对未来的期待。然而，这封遗诏的起草，恰巧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导火索。

当时的军机大臣托津与戴均元负责草拟遗诏，其中有一句提到“高宗诞生于避暑山庄”，表面上看似无甚不妥，然而这一句却揭开了乾隆帝身世的疑云，暗指其出生地点与生母的复杂关系。在清朝的官方立场中，乾隆的出生地应是北京，而非避暑山庄，背后牵涉的政治敏感性可见一斑。托津和戴均元可能因年事已高，疏忽大意，未能意识到这一点的严重性，结果招致了曹振镛的敏锐观察。

曹振镛抓住这一细节，及时上报道光帝。道光帝听后愤怒不已，决定立即处理两位老臣。以“办事不利”为由，托津和戴均元被罢职，重新送回家中安享晚年。三个月后，曹振镛接任首席军机大臣，实质上成了道光朝的核心人物，并连续十五年担任此职。

三、道光帝的雄心与改革愿景

道光帝在继位初期，正处于青年时期，虽然年仅39岁，却充满了改革的渴望和治国的雄心。道光自幼勤奋读书，力求通过学习提升个人修养，而他对前朝乾隆、嘉庆时期的衰退深感忧虑。相比之下，身为儒学士大夫的托津和戴均元，年事已高，守旧不化。道光帝急于打开新局面，推动一场革新，显然他们的思想已不再适应时代的需求。

曹振镛则不同，他既有经验，又能够适应道光帝的改革愿景。曹振镛早年在嘉庆年间便有过很多谋划国家事务的经验，他是当时唯一能够与道光帝心意相通、能够稳妥执行政策的核心人物。因此，道光帝将曹振镛任命为军机大臣，赋予了他广泛的权力，实际上，曹振镛成为了道光帝内政改革的主力之一。

四、曹振镛的实际表现与政绩

182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不仅中央政局动荡，边疆局势也日益严峻。尤其是新疆地区，发生了由张格尔领导的叛乱。张格尔与英国勾结，试图以宗教为幌子，煽动民众反叛，分裂祖国。道光帝派曹振镛坐镇中央，指挥平叛。

张格尔的叛乱蔓延迅速，清朝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曹振镛提出了一系列军事对策，并成功调动多方力量支持平叛。最终，经过数年战斗，清军于1828年成功捕获并处死张格尔。

在这场战争中，曹振镛并未亲赴战场，但他在后勤、战略调度等方面的贡献极为突出。道光帝在庆功宴上特别赞赏曹振镛，称其为“班联领袖”，并特赐图像紫光阁，成为全国楷模。曹振镛作为中枢人物，全权策划，保障了前线的战斗与后勤协调，使得平叛得以顺利完成。

同时，清朝的财政状况日益严峻。食盐作为主要税收来源，由于盐政腐败，财政收入急剧下降。曹振镛依托家族在盐业的背景，支持陶澍改革两淮盐政，进而扩大盐政改革，解决了清朝财政困境。鸦片战争爆发时，正是凭借着这一改革成果，清朝才能支付给列强巨额赔款。

文史君的思考

曹振镛一生官场如履薄冰，历经乾、嘉、道三朝，他在担任首席军机大臣的15年中，未能完成更大的改革或政变，但却稳步推动了许多实际事务。在面对列强入侵和国内动荡时，他尽力而为，作为传统士大夫，他始终以维护大清的权力结构为己任。尽管有批评者认为他在特定时刻未能有所突破，但从他对道光朝政治的贡献来看，曹振镛无疑是清朝末期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