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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世智布算丹巴生活在中国历史上一段极为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央政权频繁更替，社会制度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封建的清王朝终结，民主共和体制兴起，这些剧烈的变化对哲布尊丹巴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辛亥革命之后，他的政治立场经历了四次重大转折。纵观其每次政治变动，都与中国境内重大革命、战争爆发及中央政府治蒙政策的调整紧密相连。

哲布尊丹巴的政治转变过程，实质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外交以及革命的真实历史画卷。以下内容将对他的政治变化进行梳理，并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清王朝的覆灭，使得国家百废待兴，而新政府因内忧外患无暇顾及边疆事务。在这样的局势下，哲布尊丹巴受俄国势力指使，掀起了外蒙古独立运动，完成了其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公开转变，表现出明显的亲俄倾向。

针对这次转变，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虽然做了充分准备，表现出坚定的态度，但从1912年他与袁世凯之间的几封通信中，可以隐约察觉到一些缓和的迹象。尤其是在袁世凯政府向哲布尊丹巴发出的第二封电报中，中央政府承认边疆管理失职，导致蒙民怨声载道，激化了独立倾向，之后哲布尊丹巴态度有所软化，表示愿意“介绍邻使，商议对策”，显示出双方关系仍有回旋余地。

然而，正值此时，中国爆发了第二次革命，袁世凯因需偿还庞大赔款，被迫在外蒙古问题上向俄国妥协，错失了与哲布尊丹巴直接谈判的绝佳机会。最终，俄国作为调停者介入，操控并处理中国内政事务。1920年，新疆省长杨增新在电报中称：“民国元年，库伦受俄国唆使，与中国发生摩擦，民间愤怒难平，若不及时征服，难以彰显国威。因国内内乱严重，无暇顾及边疆，遂促成中俄蒙三国协定的签署。”

《中蒙俄协约》是在不损害俄国在华利益的前提下，结合俄国内形势及其经济侵略利益，强迫中国中央政府与哲布尊丹巴政权签订的一项不平等条约。通过多轮外交谈判，中国政府保留了对外蒙古的“宗主权”。该协约签订后，中央政府派遣陈策、陈毅为都护使，正式册封哲布尊丹巴，促成外蒙古自独立以来首次进京朝贡，并达成在庸努乌梁海设立佐理专员的协议，使中央政府与外蒙古关系趋于缓和。此时，哲布尊丹巴的政治立场开始由“亲俄”逐渐转向“依附中央”，完成了第二次政治转变。

1919年10月，中央政府委派徐树铮为库伦将军及西北边防总司令，率兵四千进入蒙古，逼迫哲布尊丹巴取消独立。徐树铮采取快速且激进的武力政策，激化了外蒙古对中央政府的反感，也为哲布尊丹巴后来心生离心、再次政治转向埋下伏笔，留下了深刻的矛盾创伤。

1920年，国内爆发直皖战争，徐树铮惨败逃离蒙古，驻蒙军队急剧减少。库伦旅长褚其样致电请求中央增兵支援，但因军阀混战，中央政府无暇顾及。哲布尊丹巴对徐树铮“专横跋扈，漠视蒙人请求”的不满，与国内战乱使中央无暇照顾蒙古局势，最终选择投靠旧沙俄势力恩琴白匪。1921年2月21日，他公然宣布第二次独立，再次被推为“大蒙古帝国皇帝”，完成了政治生涯的第三次重大转变，彻底倾向沙俄。

随后成立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1921-1924），在独立无法巩固的情况下，哲布尊丹巴因旧俄匪军强征兵丁、横征暴敛而心生厌恶，转而向中央政府求助，希望恢复和平秩序，声称之前的举动只是为反对徐树铮。遗憾的是，中央未能派兵驱逐匪军，迫使哲布尊丹巴转向苏俄。1921年7月10日，蒙古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保留哲布尊丹巴的君主地位，实行君主立宪制，这标志着他政治生涯的第四次转变，最终向苏俄倾斜。1924年，哲布尊丹巴去世，外蒙古仍与苏俄保持密切政治依附。

纵观哲布尊丹巴的每一次政治转变，无不与中央政府的革命动荡、战争冲突及治蒙策略密切相关。虽然他的政治选择有违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原则，但当时封建清王朝刚刚退出历史舞台，国家内忧外患，政权摇摇欲坠，中央政府人力有限，内战频仍，无法有效管理外蒙古，这些是哲布尊丹巴政治转向的重要外部原因。

1921年，外蒙古政府控诉中央政府，印证了上述观点：“外蒙古人在徐树铮暴政之下敢怒不敢言，以恢复蒙古自治为名，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权利，强征兵丁、掠夺财物，稍有反抗便遭杀害……当恩琴匪军重犯库伦时，中国军队毫无抵抗，纷纷逃窜。”因此，哲布尊丹巴领导的外蒙古独立，所采用的“外交手腕”，应结合特殊历史背景审视。将外蒙古独立完全归功于哲布尊丹巴个人，既不符合事实，也夸大了他的政治影响力。

191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确立了以哲布尊丹巴为核心的独立政权。他在俄国支持下，多次侵犯中蒙边境，并联合内蒙古部分王公，利用军事和外交手段对中央政府发起攻势，试图实现“大蒙古”计划。然而，1915年前后，独立集团的核心领导人杭达多尔济、车林齐等相继去世，海山回归内地，标志着独立政权基础开始瓦解。《中蒙俄协约》的签订彻底粉碎了哲布尊丹巴的“大蒙古国”梦想。

此后，面对外蒙古复杂的政治局势，哲布尊丹巴逐渐失去主动，政治影响力逐渐衰退。1921年，苏俄支持成立的蒙古革命党夺取了他的权力，仅保留其君主的名义，实行立宪制。至此，以哲布尊丹巴为核心的独立政权走向终结，覆灭成为历史必然。

外蒙古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哲布尊丹巴领导的外蒙古独立行为违背国家统一原则，注定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抗。独立后，中央政府决定派兵干预，并一再宣示“五族共和，蒙古、藏、回、疆等地均属中华民国领土”，同时向西藏、蒙古等地发行大量蒙藏文报纸，严厉抨击沙俄的侵略行径，号召民众坚决抵制沙俄。政府还通过颁布《蒙古待遇条例》，安抚蒙古王公贵族，承认其世袭爵位不变，试图稳固边疆。

1915年《中蒙俄协约》签署后，中央政府积极发布公告，免除参与“独立”的内蒙古各盟族王公罪责，号召他们回归盟旗，继续享受优待。中央政府针对内外蒙古的安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蒙古王公内附。外蒙古独立激起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志士纷纷撰文谴责。上海、烟台、香港等地工人拒绝装卸俄货，汉口俄商砖茶厂的中国工人大罢工，全国掀起抵制俄货运动。据记录，北京华银道胜银行三天内被提出现金250万元，导致其发行的纸币无法流通。

1915年，凭借全国民众舆论压力和中央政府外交部的强硬立场，经过多次与俄国交涉，彻底粉碎了哲布尊丹巴建立“大蒙古国”的梦想。民国政府赢得了对外蒙古的“宗主权”，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出了最大努力。此后几年，中央政府奉行“渐进式内附”策略，试图维持外蒙古自治制度。1919年1月15日，美国和会专使询问北京外交部时称：中国“不轻易变更外蒙自治，但希望取消俄蒙协约，促进外蒙文化发展”。直到徐树铮武力征蒙，中央政府对外蒙古的基本治理方针才被打破。1921年7月外蒙古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后，中国内地各民主团体纷纷谴责苏俄的武装占领。

外蒙古独立的“公文”和“通告”发布后，内蒙古众多部落虽表示支持，但实际行动寥寥。内蒙古多数旗县虽然口头赞同共和，但心怀犹豫。1912年，内蒙古两位宗教领袖章嘉呼图克图和甘珠尔瓦呼图克图归顺中央政府，反对外蒙古独立。两人先后进京拜见袁世凯，分别被加封“宏济光明”和“圆通普惠”法号，表现出对共和政权的支持与忠诚。

同年，在京的内外蒙王公和喇嘛组织成立了蒙古王公联合会，发布《蒙古王公联合会通告》，明确表示：“中华民国建立以来，内蒙古六盟及科布多、青海、新疆各盟均已支持共和，与汉、满、蒙、回、藏各族人民共建新国。唯有外蒙古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勾结图什业图及车臣汉部落少数王公，妄称独立，伪立政府实际上并未获得蒙古全体认可，仅有库伦附近部分旗和活佛支持，不足全蒙古十分之一。”

紫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亲王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蒙古王公多数反对《俄蒙协约》，那些支持者大多是被俄国胁迫，不得已而为之。” 内蒙古宗教领袖和贵族先后发表声明，反对外蒙古独立，称库伦伪政府与俄国私下签订条约，冒用“蒙古全体”名义，令人惊讶。哲布尊丹巴擅自利用“大蒙古”名义建立伪政府，遭内蒙古人民强烈反对。

“大蒙古”计划通过强行派兵进入内蒙古，抵制中央军队，给当地人民带来抢掠杀戮之苦。最终，内蒙古各族人民联合中央政府，展开英勇抵抗沙俄侵略和旧俄匪军的斗争，激化了内外蒙古之间的矛盾。哲布尊丹巴的“大蒙古”梦想违背蒙古族团结和地区稳定，最终被迫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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