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在诉讼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此都给予了高度关注与重视。古人有言：“命有伤，盗有赃、不患无据”，这句话表明，在我国封建社会，证据意识已深入司法人员的心中。证据作为审理案件与作出判决的核心依据，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司法公正密切相关。通过研究中国古代的案件，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冤假错案的产生，往往是由于证据的错误运用或偏差而导致的。

言词证据，指的是基于人的言辞所形成的证据类型，也就是我们所称的“人证”，主要包括被告供述、原告陈述和证人证言三种形式。

（一）被告供述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向司法机关作出的供述，在汉代是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史书中记载了许多案件，尤其是以被告供述为定罪的案例，这充分证明了被告供述在汉代法定证据制度中的核心地位。

审案的官吏和廷尉的判定，通常依赖于被告供述的内容。例如，诘问解则是在确认解、符与明的供词一致后提出的，法院的判定也建立在此基础上。尤其是在涉及反叛等政治案件时，被告的供述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在汉高祖时期，燕王绾因与幸臣的言论而被怀疑谋反，最终这些言论和匈奴降者的证言成为定罪的关键依据，证明了高祖在作出对燕王绾的判定时，主要依靠的就是他的供述以及相关证言。

（二）原告陈述

与现代司法制度类似，原告的陈述在两汉时期同样是重要的证据形式，很多案件的判决都以原告的陈述作为依据。例如，东汉时期，忠臣杜陶因揭露宦官专权与宦官结怨。宦官们为了报复，不断在皇帝面前诬陷杜陶，说他挑拨天下民怨，扰乱社会秩序，甚至怀疑他与敌人勾结。虽然杜陶并无罪，但皇帝最终采信了宦官的说辞，并认为他与贼人有联系，因此将他囚禁。原告陈述不仅在普通案件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政治案件中也能发挥关键的作用。

实际上，被告供述与原告陈述并非对立关系，它们往往是并存的。在审理案件时，必须综合分析二者，才能更准确地了解案件的真相。例如，汉高祖在亭长时曾与夏侯婴发生争执，按理说应受重罪，但他辩解称并非故意伤害夏侯婴，并得到了夏侯婴的证明，二者的言辞互为印证，最终为高祖的供述增加了可信度，使案件得以圆满解决。

（三）证人证言

证人证言指的是案件中的知情人向司法机关提供的事实证明。在汉代，证人证言被视为重要的证据形式。在韩王信的反叛案件中，舍人的证言就是通过上书的形式为案件提供了关键线索，吕后采信了舍人的证言并决定加以审理。这类证言往往比当事人的供述更加可信，因为证人不受案件当事人的利益影响。

汉代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对证人证言格外重视，通常会将证人的证言记录为“爰书”，并与案件中的其他供述一同保存。证人证言的权威性有时甚至迫使官吏采取极端手段，如刑讯逼供，以获得更为详尽的证词。

（四）公文书证

无论哪个朝代，公文书证都是重要的证据类型，汉代同样不例外。公文书证包括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文件，例如通行文书、户籍证明和任命文书等。遣书作为一种公文书证，它证明了官员的派遣和任职时间，对于确保官员是否按期到任至关重要，若超期未到任则会面临惩罚。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常常会通过这些公文来判定案件的事实。

在汉代，司法官员还会将被告的供述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称为“爰书”。一旦“爰书”制作完成，它便会被上报给上级官府，并由其他同级官员进行传阅，从而确保审判的公正性。

（五）契约

契约，作为一种书面证据，通常出现在民事案件中，但在某些刑事案件中也有出现。契约的作用是证明买卖关系、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在汉代，契约一般会规定清楚交易的内容、价格及双方的义务，且通常会邀请见证人或者官员来保证契约的有效性。

（六）其他书证

除了上述公文书证与契约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书证，比如私人信件和手稿等。信件是汉代史料中常见的书证，它通常能提供关于案件发生的背景、当事人的真实意图等关键信息。

物证

物证在中国古代的证据体系中同样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与证人证言互为补充，共同为案件的审理提供可靠的依据。只要物证与证人证言相互印证，案件通常会得到定案。常言道，“人证物证俱在”，便是这一道理。

（一）赃物

赃物是指官员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手段获得的财物。在中国古代，赃物通常是认定官员经济犯罪的重要证据。例如，在《汉书·冯奉世传》中记载了冯奉世因贪污被抓，唯一的证据便是查获的十金，这直接导致了冯奉世的定罪。

（二）印封

印封是刑事案件中常见的物证，尤其在诸侯反叛案件中尤为重要。印封通常用于证明反叛者的身份与其叛乱的企图。例如，汉代的刘建因使用其父亲所赠的将军印并携带天子旗而引发了叛乱的怀疑，最终搜出兵器与玉玺等反叛物品，成为定罪的关键证据。

（三）其他物证

物证种类繁多，不仅限于赃物与印封等。即使是看似无关的物品，也能在特定情况下成为证据。在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案件中，太子刘据的“桐木人”成为了重要的物证，尽管这场事件本质上是政治斗争，但实物证据的作用依然不容忽视。

总的来说，汉代在证据的种类和运用上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体系，为后世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尽管与现代证据种类相比，汉代的证据体系在表现形式上略显简单，但其框架与原则却延续至今，成为中国古代证据制度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