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西班牙共和国为了避免与阿根廷等南美洲国家发生冲突，坚决反对与苏联接触。在巴黎接受采访时，莱鲁也发表了相同的看法，强调西班牙对苏联的态度依然冷淡。

与此同时，莱鲁的使团向政府递交了一份机密信函，内容详细描述了伊万·丹尼尔松与西班牙国务大臣路易斯·德·祖鲁埃塔之间的一次重要会谈。这次会谈发生在上一个圣诞节前夜，两人讨论了关于裁军的谈判进展。祖鲁埃塔表示，西班牙政府尚未就裁军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尽管他支持当前的裁军程序，并强烈反对任何延迟。他指出，西班牙共和国坚定支持裁军，且和平主义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他们也顺便触及了当时备受关注的苏联问题。

祖鲁埃塔对苏联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想了解瑞典与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尤其是瑞典反对布尔什维克宣传的立场。从祖鲁埃塔的态度来看，他个人并不急于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这或许与他之前的经历有关——他曾在日内瓦会见过苏联外长利特维诺夫，当时他试图推动西班牙与苏联进行贸易合作，但利特维诺夫拒绝了他的提议，认为西班牙的葡萄酒和水果在苏联市场不具备吸引力，且这些产品在苏联是被视为奢侈品。

1932年1月，在工人和安全部队发生激烈冲突后，丹尼尔松向斯德哥尔摩报告，西班牙外交部副部长向他表示，持续的冲突是苏联领导的工会政策的一部分。通过全国范围内对执法人员的连续行动，这一政策旨在制造混乱，并使工会主义的理论更易于被西班牙民众接受。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法院的几位代表也直接参与了对现行法律秩序的破坏。

尽管西班牙共和国领导人竭力让西方民主国家的外交代表相信西班牙并未接近苏联的共产主义，瑞典外交官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他几乎不敢公开引用消息来源，除非有足够的保密性保障。

瑞典驻马德里的全权大使认为，这些信息至关重要，并且应该及时传达给斯堪的纳维亚政府。在此后的报告中，丹尼尔松指出，西班牙政府在处理与工会相关的骚乱时显得迟缓且犹豫不决，而一些政府内部的支持者则暗示君主派可能在背后支持工会骚乱。尽管丹尼尔松对此表示怀疑，但他还是小心翼翼地向瑞典政府汇报了情况。

随着事态的发展，丹尼尔松再次强调，西班牙政府在面对工会骚乱时的行动显得过于软弱，未能采取足够坚决的措施。在政府承认外部干预的事实后，丹尼尔松进一步披露了关于托洛茨基可能参与其中的情报，表示他认为托洛茨基在西班牙曾试图恢复与苏联的经济关系，尤其是在黄金和武器的交易上。

瑞典驻马德里总领事对当地的调查也带来了更多的细节。他提到，马德里附近的一些村民曾收到手枪和现金，以换取加入工会的承诺，这些信息来自于与西班牙工会活动非常接近的人。然而，丹尼尔松对此持保留态度，认为这些信息可能并不完全可靠。

这种情况下，丹尼尔松开始质疑瑞典驻马德里总领事是否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这些指控是否真有其事。瑞典驻莫斯科大使馆发来的报告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早在1932年2月，西班牙政府已经与共产国际发生摩擦，甚至被指责无能，内部分裂严重。

到了1933年7月，西班牙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后，丹尼尔松继续关注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尤其是在西班牙与苏联的贸易关系尚未完全解决之前，西班牙并不急于派遣大使到莫斯科。在与西班牙国务大臣桑切斯·阿尔博诺兹的谈话中，丹尼尔松明确表示，西班牙更愿意在两国贸易平衡后再派遣正式大使。

1933年12月，丹尼尔松再次与新任国务部长谈及西班牙与苏联的关系，指出西班牙与苏联的竞争已经对瑞典木材的出口构成了威胁，这也反映出瑞典在外交上的深层次商业动机。

1934年10月，瑞典驻马德里使团开始关注西班牙的革命动向，并密切监视西班牙军队中的“红色宣传”。他们担心西班牙军队的叛乱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国家的政治动荡。瑞典外交官更为关注西班牙是否会受到外部干预，特别是在革命的背景下。

瑞典社会民主党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是反映北欧国家共识的一部分，这种共识在战争年代尤其明显。到了1935年，西班牙面临着法西斯主义或军事独裁的威胁，瑞典外交官的报告对西班牙内政的分析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1936年春，瑞典外交代表团对“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化”的忧虑进一步加深，尤其是在人民阵线即将形成的背景下，他们对西班牙内战的风险表示极大的关切。丹尼尔松认为，随着选举的临近，西班牙的政治局势将会变得更加复杂，不仅存在极端左翼和右翼的对抗，也有可能引发更多的暴力和社会动荡。

丹尼尔松对西班牙未来充满悲观，他认为，政府可能会因为种种政治危机而无法维持现状，而选举结果可能会加剧社会的不安。在最后的报告中，丹尼尔松特别提到，右翼政党对选举结果的不满可能导致更加剧烈的政治对抗，甚至可能为军事独裁的到来提供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