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周代的史料记载，在大禹之前，中国的历史处于三皇五帝的时代。从燧人氏钻木取火开始，到尧舜治水，这一历史时期的时间跨度可能长达上万年。然而，商代的甲骨文中并未找到三皇五帝的直接记载，唯一可能与此相关的是商人祖先帝喾或帝舜的名字。按照传承的逻辑，商代本应至少有一些关于上古杰出帝王的记录，而周朝则将这些帝王归纳为“三皇五帝”。如果甲骨文没有记载这些人物，那么为何周朝却能够知道三皇五帝的存在呢？这一疑问也促使考古学者做出了许多重要的发现。

甲骨文作为一种主要用于祭祀的文书，显然并不是商代唯一的文献。关于上古历史人物的记载，可能存在于其他类型的文献中。通过对甲骨文中的“册”“典”“聿”等符号的研究，学者们发现了这些可能的线索。甲骨文中的“典”字，形态上上半部分是“册”，下半部分是“双手”，而“册”字正是模仿竹简形状的象形字。因此，商代的日常典籍很可能是用竹简或木简编写的。

“聿”字，即“笔”的甲骨文和金文形态，是一个手握笔的图案，其中的“竹”字头象征着取材自竹子。更有意思的是，考古学家在一些甲骨文中发现了毛笔书写的痕迹，证明早期的商代文书采用了毛笔，而这种书写方式与春秋战国时期的书法风格相近。由此可见，商代的日常文书可能已经以竹简材质和毛笔书写为主，这种文书形式与春秋战国的竹简文书差距并不大。

然而，由于竹简和木简易腐，至今我们尚未能发现春秋时期的竹简文献，而商代的竹简文书可能早已腐烂或被周朝焚毁。因此，尽管商代的竹简可能记录了上古帝王的历史，这些文献很可能未能流传下来，但这些历史却通过其他方式传递至周代，并最终流传至后世。

商朝时期是否只有甲骨文作为文字载体，仍然是个谜。从战国七雄的文字演化来看，当时应该还存在与甲骨文并行的其他文字系统。战国七雄各自发展出独特的文字体系，虽然不少文字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差异。比如，某些字形和符号的变化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与甲骨文之间的关系。这表明，夏商时期由于方国众多，各地可能根据不同地域的文化需求，演化出了多种文字，这些文字可能也记录了上古帝王的事迹，只不过它们的影响力较小且保存不佳。

从文字演化的角度来看，成熟且系统的甲骨文不可能突然从天而降，它必定是在更早的文字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的。事实上，2000年代初，山东大学的教授刘凤君在一些上古骨块上发现了刻痕，这些刻痕的文字被称为“骨刻文”，其年代大约在4600年到3300年之间。骨刻文的出现恰好处于甲骨文的起始阶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根据刘凤君的研究，早期的骨刻文一般只有1至5个字，但到了后期（约距今3700年—3300年），字数逐渐增加，甚至有些文本达到100个字以上，内容逐渐表现出辞章的特点。经过多年的研究，学者丁再献成功解读了超过100个字，其中包括黄帝、炎帝、蚩尤等名字的象形文字。这些字形类似于人的头像，体现了“书画同源”的特征，也展示了骨刻文相较甲骨文更为原始的特点。

更重要的是，这些骨刻文中的一些字形，与甲骨文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例如，弓、走、鹤、天、鸡、兔等字，清晰地显示了骨刻文和甲骨文之间的关系。这表明，骨刻文不仅为甲骨文的“前身”，还是中国文字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骨刻文有可能记载了上古的风云人物、部落以及三皇五帝等历史人物，并且这一记录很可能被传承下来，流传至后来的夏商周时代。

关于骨刻文，还有几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细节。首先，黄帝大约出现在距今4600年左右，与骨刻文的年代上限非常接近，同时史书记载黄帝的手下有仓颉造字，那么这一巧合是否说明了骨刻文与黄帝时期有某种关联呢？其次，黄帝之前的历史非常稀缺，但随着黄帝和骨刻文的出现，流传下来的历史却逐渐增多，这种变化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最后，在黄帝之前，伏羲、炎帝、女娲等人物常被描述为“非人形”，如人首蛇身或牛头人身，但在黄帝之后，所有的上古帝王都呈现出“正常人形”，这是否与文字的出现、历史的记录方式有关系？

我认为，这两个问题可能与骨刻文的出现密切相关。在伏羲、女娲时期，文字尚未发展成熟，口头传承容易导致信息失真，形成了许多与图腾特征相结合的“非人形”帝王形象。然而，随着骨刻文的出现，历史开始被更为精确地记录下来，从而避免了这种失误。

总结来说，在黄帝之前，由于口传或结绳记事，只有极少数历史被传承下来，但随着骨刻文的出现，历史的传承开始变得更加系统和可靠。骨刻文不仅为夏商周时期的历史提供了证据，还可能记录了三皇五帝的事迹，尽管它们并未出现在甲骨文中。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历史被记录在竹简文书中，但由于竹简的易腐性，这些文献未能流传下来。总的来说，骨刻文的出现为我们了解中国上古历史提供了新的线索，接下来的关键在于破解骨刻文，揭开其中隐藏的历史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