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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力量与反动派展开激烈斗争，期间遭遇了国民党军队发起的五次“围剿”。在反“围剿”过程中，领导者只要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严重的人员和战略损失。

第五次反“围剿”行动的失败，与博古的领导失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因如此，遵义会议之后，博古被解除指挥权。会议结束后，周恩来与博古彻夜长谈，周总理坦言：“你我二人都不适合当领导。”这番话的深意何在？博古的反应又是怎样？故事还得从大革命时期说起。

从根本上看，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围剿”运动，实质上是为了攫取大革命的成果。这也正是红军被迫开展反“围剿”行动和长征的直接诱因，构成了我们故事的背景。

在国民大革命蓬勃发展的初期，共产党人艰难积累起革命力量，并与国民党展开了首次合作。然而，曙光刚现，蒋介石等人便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掀开了笼罩全国的“白色恐怖”序幕。

事变后，大批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进步人士、活跃青年甚至学生纷纷倒在反动派的枪口与屠刀之下。重庆、上海等地的共产党交通站遭受重创，革命的成果岌岌可危，几乎被蒋氏政权屠戮殆尽。

为了保存力量、继续革命，共产党人在福建西部和江西南部地区建立了苏区，成立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央苏区的设立，自然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围剿目标，他们将工农红军污蔑为“共匪”，发起大规模进攻。

尽管面对国军的四次“围剿”，工农红军兵力有限、武器匮乏，但凭借科学的战略指挥和深厚的群众基础，红军成功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围攻。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民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在民族危亡之际，蒋介石等人非但未能团结抗敌，反而将矛头对准共产党，发起了第五次“围剿”行动。

当时中央领导人是博古，而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与博古共同指挥这次行动。正是在两人错误的指挥下，国军抓住了机会，一路挺进，最终攻入了广昌——当时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广昌战役的失败，让辛苦积累的根据地被蒋介石轻易吞并。此战令全体指战员极为不满，但李德依然固执地坚持错误的战略方向。

彭德怀愤怒指出：“国军依托火力密集的工事，龟缩防守，红军缺乏重火力，上去简直是送死！”彭德怀的激愤源于中央苏区作为党最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一旦失去红军将无处退路。如今连最后的根据地都岌岌可危，怎能不愤怒？

广昌战败让中央领导层清醒认识到：国军不会因红军的顽强抵抗而放弃，后续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围剿。果然，不久红军再次遭遇国军几乎疯狂的进攻，苏区面积急剧缩小。

若再继续硬拼，红军恐怕连最后的立足点都保不住。1934年10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临时会议，决定进行红军长征。

红军一边准备枪弹物资，一边面临赣南国军将领陈济棠的阻拦。经过谈判，陈济棠明白自己部队难以阻挡红军决心，最终破例放行，红军顺利通过。

长征正式开始后，国民党军也紧随其后，展开“围追堵截”。每到一处，蒋介石都会调集数十万兵力埋伏四周。尽管如此，红军行军一个多月依旧突破重重包围，令蒋介石焦头烂额。

他原以为红军早已衰竭，稍加围攻必定全军覆没。但他低估了红军的战斗力与共产党人的决心。湘南地区的多重堡垒被红军接连攻破。

几次胜利让博古颇感得意，丝毫未料到接下来将遭受的沉重打击。眼见红军即将突破最后防线进入湖南，蒋介石紧急命令周边部队在湘江设下死守阵地，务必将红军围困消灭。

国军的动向迅速传到红军指挥层，彭德怀意识到此前胜利虽多，但均处于被动状态，若不主动出击，局势将越来越被动，行动范围会日益缩小。

彭德怀主张红军主力应进攻湘潭、益阳一带，扩大湖南革命根据地。这一战略与中央意图不谋而合，被视为上策。

然而，博古和李德却坚决反对，认为关键在于按计划渡过湘江。彭德怀虽极力反对，仍不得不服从计划，湘江战役爆发。

战役初期，博古才意识到决策大错特错。江对岸的国军显然早已布好埋伏，等着红军渡江。

湘江战役惨败，红军三万余名战士阵亡，重要物资和文件几乎全失。博古面对惨重损失开始反思，但仍难改固有思维，试图以环境因素为自己开脱。

战败虽已成事实，长征仍须继续，否则红军军团将彻底覆灭。伤员退守通道县修整，却被国军围困。

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和周恩来挺身而出，通知博古和李德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接下来行动方针。

博古虽重视会议，但依旧未彻底改变立场，导致会议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李德主张北上直攻，毛泽东则建议转战贵州，寻找机会突围。

彭德怀支持毛泽东方案，并请其说明理由。毛泽东指出，直接北上会遭遇敌军及不明身份民兵，牺牲惨重；转向贵州黎平一带，敌军防守较弱，突破希望大。

这次会议中，博古首次没有盲目跟从。不是痛改前非，而是湘江失利已暴露领导问题，他若继续反驳毛泽东，只会令自己声望更低。

最终，红军向贵州出发。果然，贵州敌军力量薄弱，红军轻松攻占遵义。

红军长征已半年有余，转战贵州成为长征期间最大胜利与正确决策。调整战略初见成效，队伍虽然疲惫，但士气有所提升。

占领遵义后，中央决定在此修整，并召开政治局会议。上半年失败证明党中央在长征路线决策上存重大问题，唯有毛泽东同志的决策正确。

若不调整战略，未来道路将更加艰难，牺牲更大。此前红军虽有零星胜利，但大多数处于被动挨打状态。面对人数远超己方的国军，红军只能在夹缝中求生。

改变困境，必须从根本战略调整开始，新的战略方针才能带来转机。

博古当即同意召开会议，他并不知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作出总决策。

1935年1月15日晚饭后，中央政治局成员齐聚警卫班临时布置的小房间。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人在这里召开了改变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

会议伊始，大家沉默无言，昏黄灯光映照在每个人严肃的面庞上。周恩来率先打破沉默：“同志们，会议开始，请博古同志发言。”

博古拿出事先准备的报告，主要内容是自我批评，聚焦自己和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

但他的“检讨”缺乏深刻反思，过多强调客观因素，令与会人员颇感不满。

随后周恩来做了总结，他坦言未能及时纠正李德和博古的错误，是最大的失误。同时肯定了毛泽东在湘江战役后正确的决策，认为没有毛同志的决策，红军生死难料。

多数发言集中批评博古、李德的决策错误，但言辞尚算克制。

直到毛泽东发言，他毫不留情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李德盲目自信、错误的战略建议。

话音落下，博古和李德无言以对。

会议进入后半程，朱德等人提出：若仍按现有领导方式，必须重新审视领导层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周恩来最后强调：“决策错误是事实，只有根本改变错误，红军才有未来！”

会议在凝重气氛中结束。此时李德已不再争辩，认清事实，自己就是失败的主因。

随后遵义会议持续了两天，最终决议由毛泽东担任政治局常委，朱德和周恩来担任中央军委成员。

至此，博古被彻底剥夺指挥权，中央领导层完成重大调整。

会议结束后，博古虽然表面接受，但内心难平，感到极度委屈和失落。

革命政权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博古成了“边缘人”，军事话语权丧失，精神状态极差，饭食不佳，也鲜少与同志交流。

细心的周恩来早已察觉博古状态异常，但起初认为劝说无效。

过了一段时间，某晚饭后，周恩来敲开博古房门。门开时，他脸上带着温和笑容，博古请他进屋。

周恩来坐到床边，语重心长地说：“博古同志，今晚我想和你好好聊聊。”

谈话中，周恩来并未提及遵义会议细节，而是指出博古的根本问题：未能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依靠中国人民自己，而非一味依赖国际顾问。红军的道路，我们比谁都清楚。

博古听后凝视桌上的煤油灯，沉默良久。

周恩来又安慰道：“无需灰心，领导层调整是正常。你我都不适合担任最高领导，我们的角色是智囊。”

他明确表示，无论是北上贵州、占领遵义，还是遵义会议的各项决策，都证明毛泽东最适合领导革命。

那夜，博古与周恩来彻夜长谈，终于平静下来，认识到毛泽东是军心所向、民心所向。

他顿悟自己思想的误区，心结被解开。

此后，博古依周恩来建议，为革命事业尽心尽力，不再纠结领导权。

红军长征中，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是继井冈山会师后革命队伍最大的转折。此后，红军创造了以数万兵力击溃蒋氏数十万大军的奇迹。

毫不夸张地说，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重获新生的起点，是革命队伍重新走上正确轨道的标志。

其中，周恩来的贡献不可磨灭。他一直关心队伍的方方面面，若非他及时开导博古，革命或将失去一位重要智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