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政权对东南地区铜币外流问题的关注，源于多个深层次的经济和军事原因。首先，我们要理解，铜币在北方军队的军饷支付和粮食购买等重要军费开支中占据着关键角色，其稳定性直接影响着军队的战斗力和供应保障。至于南宋时期，铜币的外流则与当时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密切相关。在这一时期，南宋采取了更多的避战、谈判、以及加深经济联系的策略，以此来与金朝对抗，而非单纯通过军事手段。这些背景因素使得南宋时期铜币在外部贸易中的流通情况，尤其是与海上贸易的联系，成为一个更加复杂的经济问题。

随着北方大片国土的失去和陆上丝绸之路的断裂，南宋政府不得不大力发展东南地区的对外贸易，以填补财政空缺。因此，相较于北宋，南宋在铜币使用方面的管控放松了不少。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政权前来与南宋进行贸易，他们对铜币的需求急剧增加，这让从事外贸的商人看到了巨额利润的机会，因而纷纷铤而走险，进行走私贸易。随着时间的推移，铜币外流问题愈加严重，且越发难以遏制，国家也未能从根本上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

南宋时期，铜币外流的规模达到了中国古代史上的前所未有的程度，尤其以日本对宋铜币的渴求最为显著。两国的经济往来由来已久，在宋代，由于宋朝商品经济的发达与日本经济的相对落后，日本对宋朝经济的依赖逐渐加深，导致双方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除了正规民间贸易和朝贡贸易外，海上走私也异常猖獗。走私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各国政权都希望获得更多的宋朝铜币，而当时宋朝的“禁钱”政策几乎没有变化。为了从中谋取更大的利润，商人们便在铜币走私上不择手段。

铜币的外流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无法根除的顽疾。无论是北方陆上贸易，还是东南的海上贸易，铜币的外流加剧了宋朝原本就岌岌可危的铜币为核心的贱金属货币经济体系的破碎，导致了“钱荒”的加剧和恶化。这一现象不仅影响了市场的正常运转，也使得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对铜币的短缺感到更加急切。

要理解两宋时期东南地区“钱荒”的根本原因，我们必须从多方面去探讨。可以说，单一因素并不足以解释这一复杂问题。合理的解释应当是，宋代多种经济、政治、军事因素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东南地区货币流通体系的崩溃，从而出现了铜币的严重短缺。然而，铜币大量外流无疑是其中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铜币流出后无法及时回流，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流散的铜币越多，回到当地市场的数量就越少，东南地区的“钱荒”也就愈加严重。

通过一些出使辽朝的宋使臣的记录可以了解到，辽朝的货币体系几乎完全依赖中原王朝的铜币。尽管辽朝的货币种类多样，但以北宋铜币为主。比如，哲宗时期，出使辽朝的户部侍郎苏辙向皇帝上奏道：“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同样在哲宗时期，另一位使臣颖滨也向皇帝报告：“北界别无钱币惟用中国钱云。”但需要注意的是，北宋与辽朝的贸易中，也存在铜币回流的现象。在《宋史·食货志》中，有关于河北地区榷场的记载，提到“岁获四十余万”的利润，这表明在榷场贸易中，铜币的流通量已经很大。

此外，辽朝和西夏都在大量寻求宋朝的铜币，且商人在交易中也极力要求用铜币结算。这一需求导致铜币在交易中流动的数量不断增加。北宋时期，全年总铸币量大约在2-3亿贯之间，仅在河北地区的榷场贸易中，铜币的交易额就超过了百万贯，而在辽西和西夏地区，铜币的需求更加旺盛。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北宋东南地区铜币流通量的严重不足。

至于南宋时期，铜币向金朝的流动也达到了一个相当庞大的规模，尤其是在绍兴末年，“缗钱之入敌境者，不知其几”，更是印证了这一现象的严重性。需要注意的是，本文讨论的“钱荒”问题主要指的是两宋时期东南地区，具体包括淮南、浙江、江南、荆湖等地的铜币流失现象。

这些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安徽、江苏、上海、浙江以及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在这一地区，由于铜币的外流，加之内部市场未能得到有效补充，最终导致了铜币的严重短缺。铜币流失的根本原因不仅仅是外部的需求，而是北宋与辽、西夏的贸易、以及政府财政支出的压力等多重因素交织所致。

总而言之，北宋与辽、西夏的榷场贸易导致大量铜币流向西北，并最终流失到国外，导致东南地区铜币流通体系的恶化。而南宋时期，铜币外流的加剧，再加上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禁运措施，进一步削弱了铜币在市场上的供应。这一过程中的价值差距，使得铜币的走私行为屡禁不止，最终形成了两宋时期东南地区“钱荒”问题的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