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抗日战争持续了整整十四年。国民党军队中涌现出了许多英勇的抗日英雄，然而另一个事实也不可忽视，那就是在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阵营中降将如云，尤其是一些旅长级以上的高级将领，竟有58位之多。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的最大兵力曾一度达到500万，而面对的日军则有200万之众。在这些日军背后，还有约210万的伪军支持。这些伪军中，除了地方保安团和土匪外，大部分其实是原国民党正规部队。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国军在抗战初期一心保家卫国的战士，后来竟然出现如此多的投降者？更为奇怪的是，在抗战中期，面对日军的进攻，国军往往一触即溃？

归根结底，这与蒋介石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密切相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上下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就如同一只被极度压缩的弹簧终于爆发出来。这一时期，中央军和地方军都积极投身抗战，有两场关键战役成为了历史的标志——一场是中央军主导的淞沪会战，另一场是地方军主导的台儿庄大捷。

淞沪会战中的国军士兵

淞沪会战发生前，国军的军官通常接受了系统的教育和培训。想要成为一名国民党中央军的军官，首先需要具备高中学历。在民国时期，拥有高中学历的人非常稀少，这意味着只有通过严格筛选的人才能进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这所学校的前身便是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然而，这只是一个起点。通过黄埔军校之后，军官需要经过两年基层军官的任职期，才能有机会考入陆军大学，而陆军大学毕业后才是正式的高级军官。此外，军官学校毕业后，还可以选择专业方向，如炮兵、骑兵、工兵等兵科学校。

这些经过严格筛选和教育的中下层军官，思想觉悟普遍较高，且抗战初期积极投身战斗。因为许多军官来自于中等农民家庭，家境较好，且大多受过较高教育，他们上战场时第一件事便是给家里写遗嘱，准备与阵地共存亡。就比如谢晋元，在守卫四行仓库时，他已经提前写好遗嘱，并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打出了一场漂亮的局部防御战。

谢晋元

尽管后期地方军的投降现象严重，但在抗战初期，士兵们依然能够同仇敌忾，共同抵抗日军的侵略。张自忠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台儿庄战役前，张自忠曾被认为是“汉奸”。当时，他担任北平市长，与日军有许多牵涉和周旋，因此一度被许多人视为投敌的代表。然而，张自忠在台儿庄战役前决定洗清自己的耻辱，他奋力与日军死战，尤其是在白塔战斗中，他亲自带领步兵营和手枪营冲锋，显示出了极强的战斗意志。

除了张自忠，还有许多地方军也希望通过这场战斗提升自己的威望，获得与中央军同等的地位。台儿庄战役因此成了国军各个派系联合作战的典范。

台儿庄战役的国军

然而，随着抗战的深入，国军的士气逐渐发生变化。到了武汉会战时，国军经历了一年的艰苦抗战，国民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开始逐渐暴露。武汉会战被认为是国民政府准备最充分的一次战役，毕竟，台儿庄大捷和忻口会战延缓了日军向武汉的进攻。

尽管如此，国军在会战中依然面临严重的物资短缺问题。许多士兵找不到足够的食物，甚至只能挖山里的地瓜和野菜充饥。更为糟糕的是，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一项错误决定——炸断南浔公路，导致大量粮食被困在南方，无法及时送达前线。

武汉会战期间，日军大规模使用了毒气弹，而国军士兵缺乏防毒面具，很多人因此中毒而死。对于基层军官来说，这一切都是对他们精神和意志的极大考验。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基层军官开始出现畏战情绪。比如106团团长黄伯铭，由于害怕日军的连续轰炸，竟带领士兵躲入山沟中避难，导致整个阵地一度空无一人。

武汉会战的国军

更为荒唐的是，一些军官因为个人关系网的庇护而逃避责任。比如徐福观团长，每次遇到日机轰炸就逃之夭夭，结果竟能毫发无损。因为徐福观和司令汤恩伯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所以这类事件经常得不到惩处，反而因为关系庇护，继续在军中占有一席之地。

随着战争的推进，尤其是进入武汉会战之后，国军的士兵和军官的士气逐渐下滑。大量的士兵开始逃亡，许多军官带着部队投降。即便在中条山会战前，许多士兵已经开始在夜间悄悄逃跑。一些连长甚至直接带领部队成建制地逃跑。像新编27师与百姓争抢木筏的场面一度失控，甚至有不少士兵因此溺水身亡。

中条山会战前的国军

国军能够坚持抗战八年，完全是依靠士兵们满腔的爱国热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问题和军队内部的派系斗争日益严重。1943年到1944年，日军发起了对豫湘桂的大规模进攻，此时虽然国军兵力分散，且外部压力增大，但即便如此，国军依旧丢城弃地。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国军中下层军官的士气低落，以及他们对抗日救国的热情逐渐消失。

正在进攻河南的日军

汤恩伯为了保持军中的纪律，曾立下严格的规矩——若未经命令擅自放弃阵地，且造成重大军事损失者将面临死刑。然而，他的一名部下王瀚因擅自逃跑，尽管有命令执行枪毙，却被私自放走。这一事件暴露了国军军纪的严重松懈。

国军中下层士兵的情感变化，折射出整个抗日战争中的军队腐化问题。刚开始，所有人都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这场艰苦的战争中，而随着战争的漫长持续，内部派系斗争和高层腐败的加剧，基层军官的战斗意志逐渐消沉，最终在关键时刻，军队出现了频繁的投降和溃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