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22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等领导的红二方面军终于抵达了静宁北部的将台堡,并与红一军团成功会师。此次会师标志着长达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正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长征的历程充满了艰难险阻,红二方面军是最后到达的,历经了长达一年的长途跋涉,期间的困苦与艰辛,至今无法为外界道尽。红一军团的指战员对红二方面军的艰难历程有着深刻的理解,在自己的物资也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尽力提供援助。为了表达对红二方面军的欢迎与慰问,红一军团特地筹集了数万斤粮食、2000多只羊、20多头牛、30多头猪,以及一千多套棉衣、数万张羊皮、540匹布料和三万块现洋。这些物资,展示了红一军团对红二方面军的关怀和支持。传闻称,红一军团下达了严格的命令,确保红二方面军的每一位战士都能享用到一盘红烧肉,表达着最真诚的热情。两军领导人与战士之间的互动温馨而感人。
1936年11月18日,周恩来亲自赶往甘肃洪德河连湾,特意与红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干部进行会面。此时,老战友贺龙心中感慨万千。自从1927年的南昌起义以来,他们已有整整八年未曾相见。此次的重逢,双方的激动心情可想而知,简直不需要言表。然而,贺龙也没料到,周恩来一见面,便给他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这一切要从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说起。1936年7月,任弼时与贺龙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成功会师。根据中央的指示,红二与红六军团与红一方面军的32军合并,组成了新的红二方面军。贺龙被任命为总指挥,任弼时担任政委。同时,中央为了确保三大方面军能够顺利会师,决定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弼时为正副书记,其他领导如朱德、陈昌浩、关向应、贺龙等为委员,共同指挥红二与红四方面军的北上。
然而,红二与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进程并不顺利。最为突出的障碍就是张国焘的态度问题。根据党中央的计划,毛主席在8月制定了宁夏战役方案,目标是夺取宁夏,打通与苏联的联系通道,并与东北军合作,推动全国的抗日局面。红二和红四方面军的任务之一便是占领甘南,为宁夏战役奠定基础。起初,战役进展顺利,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南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此时,红一方面军也已经开始南下,三大方面军会师似乎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此时,张国焘却作出了令中央震惊的决定。由于早前在“草地分兵”问题上的争执,张国焘担心在三大方面军会师后,自己会因不合纪律受到处分,因此他决定将红四方面军一部分西渡黄河,进入甘肃西北部作战。张国焘的这一决定打乱了原本的战局,也使得宁夏战役的计划最终未能实施。相反,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趁机进入甘南,打通了支援宁夏的通道。
与张国焘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红二方面军从一开始便决心严格遵循中央的指示,行动果断,不受外界干扰。即使在红四方面军受到张国焘影响决定西进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依旧数次通过电报劝说他改变决定。直到9月,张国焘才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打算,最终同意北上。红四方面军被分为五个纵队,向通渭、会宁等地进发。然而,张国焘的反复犹豫已经让敌军获得了先机,胡宗南部队逐步逼近了通渭和会宁,给三大方面军的会师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尤其是对于红二方面军而言,形势尤为严峻。
本来,红二方面军的任务只是负责侧翼活动,但由于敌军插入其后方,红二方面军不得不在西兰大道和渭河以南展开孤军作战,面对腹背受敌的困境。中央意识到红二方面军的艰难处境,立即做出两项决策:一是指示红二方面军迅速转移,趁胡宗南部队未作出反应之际;二是命令红一方面军快速南下,直插通渭和会宁,掩护红二方面军的转移并争取时间。
事实证明,中央的决策是极为正确的。1936年9月27日,中央下令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带领红二师、红十三团和骑兵第二团迅速向将台堡出动,并与红一方面军的特别支队汇合,计划向会宁进发。红一方面军的行动迅速且果敢,特别是红十五军团的骑兵团为了争取时间,长途奔袭150多公里,最终于10月2日占领了会宁。然而,西北军邓宝珊部紧随其后,在会宁展开激烈争夺。直到左权赶到并指挥红一军团主力部队,才成功将敌军驱逐出城。
红四方面军于10月5日占领了通渭,并迅速根据中央指示向会宁进军,最终与红一方面军成功会师。红四方面军的政治部特地发布《庆祝一、四方面军大会合战士讲话大纲》,号召全体战士团结一心,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表达了对红一方面军战士的尊敬与学习之意。为了缓解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紧张情绪,中央特别下令红一方面军提供物资支持,解决红四方面军的实际困难。
至10月9日,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终于在会宁与红一方面军指战员会面。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被热烈的欢迎场面深深感动,许多人表示仿佛从孤独中找到了归属感。杜义德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感慨万千,他说道:“我当时就感觉,像是一个长时间漂泊的孩子终于回到了家,感觉非常温暖。”
此时,红二方面军仍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张国焘的迟疑使得红二方面军的处境更加严峻。敌军已经察觉到红二方面军的北进,立即加紧追击。红六军在甘谷南部的盐关镇遭遇了敌军伏击,伤亡惨重,红16师师长牺牲,政委晏福生重伤。在接受截肢手术后,晏福生带伤继续追赶部队,最终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并在萧克的帮助下确认身份,重新回到了部队。
红二方面军在艰难的环境下依然坚韧前行。贺龙决定命令卢东生带领红四师殿后,为全军撤退争取时间。经过两昼夜的浴血奋战,红四师成功拖住敌军,为全军的安全撤退争取了宝贵时间。贺龙回忆时也不禁感慨:“那是长征中最危险的一次。”
最终,红二方面军成功脱困,与其他方面军成功会师。红军三大方面军的会师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意义。此前,由于各方面军距离遥远,指挥难以统一,各部队经常自行作战,缺乏有效的沟通与配合,造成了不少困难和损失。周恩来与贺龙会谈时提到,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