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京，一位木材商人刚刚结束了一笔生意，正准备回家。当他走到自家门口时，突然被几名躲藏在墙角的壮汉扑倒在地。

木材商人惊恐地喊道：“你们到底是谁？想干什么？”

几名壮汉冷冷回答：“我们是北京公安局的，你抓了你，难道你自己还不清楚原因吗？”

听到这话，木材商人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仿佛见到了死亡，他哀叹道：“我早就知道这一天会来的！我祁继忠，这一辈子曾睡过皇后，还当过少将，就算死了，也算值了……”

这位名叫祁继忠的“木材商人”绝非虚言，他确实曾经与大清末代皇后有染，还曾让末代皇帝溥仪蒙羞。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922年12月1日，年仅16岁的满族少女婉容，被一辆装饰华丽的“凤舆”抬出娘家北京帽儿胡同，进入紫禁城，与年长她9个月的末代皇帝溥仪正式完婚，开始了她充满荣耀却又充满悲情的人生。

尽管此时中华帝制已经结束了两年多，中华民国政府仍然依照清朝退位时签订的优待条款，允许溥仪的婚礼仿照皇帝大婚的礼仪举行。

因此，这场“皇帝大婚”盛典持续了整整三天三夜，场面空前热闹辉煌。

婉容身为“皇后”，容貌端庄秀美，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然而，她成为皇后，并非溥仪的本意，而是端康皇贵妃逼迫他从众多秀女中选择了婉容。

溥仪其实情有独钟的是另一名秀女文绣，虽然文绣的容貌与家世不及婉容，但溥仪一见钟情。于是婉容被册封为皇后，文绣也被立为妃子。

然而，婉容的新婚之夜却是孤独的。溥仪虽然为她揭开了红盖头，一同吃了寓意“子孙绵延”的饽饽，饮下“交杯酒”，却没有陪伴她躺在“龙凤喜床”上，而是回到了养心殿的卧室，留下婉容孤单守着坤宁宫的新房。

新婚之夜的冷落，让婉容的心情沉重，苦楚和委屈无以言表。

刚嫁给溥仪的头两年，溥仪对婉容倒算不错。婉容喜欢看外国电影，偏爱西餐和骑自行车，溥仪还特别请来了美国教师教她英文，给她取了英文名“伊丽莎白”。

虽说生活衣食无忧，但婉容的内心却深感孤独和苦闷。对一个年轻女子来说，爱情是最渴望的东西，而溥仪却无法给予她真正的爱情。

那些表面的繁华热闹，虽然能短暂缓解她的忧郁，但每当夜深人静，独自一人时，孤寂感仍旧如影随形。

或许为了排遣心中的痛苦，婉容开始抽大烟。有知情者透露，她患有严重的痛经，每逢经期疼痛难忍，药物无效，才尝试用鸦片止痛。久而久之，便染上了毒瘾。

1924年11月5日，奉命于冯玉祥的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婉容随溥仪迁至天津的张园，开始了平民化的生活。

脱离皇宫后，婉容的精神状态似乎有所改善。她舍弃了宫廷装束，穿起旗袍配高跟鞋，烫了头发，成为天津租界颇有名气的“摩登名媛”。

相比于北京，天津这座崛起的商业城市为她提供了从未见过的各种娱乐体验。

她可以去戏院看戏，到百乐门舞厅跳舞，去公园打排球，尤其喜欢去由洋人开设的百货公司，买各种新奇的“西洋景”。

溥仪虽然手头宽裕，婉容花钱毫不吝惜。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坦言：“婉容买废物的门道比我还多。我给文绣买什么，婉容一定也买，而且花的钱更多，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她皇后的身份。”

然而，新的环境并没有改善婉容与溥仪的关系。溥仪坦言：“我不懂爱情，在我眼里，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婉容不过是个摆设。”

1931年秋，溥仪与淑妃文绣协议离婚，令溥仪颜面尽失。他把文绣离婚归咎于婉容的刻薄对待，因而更加疏远婉容。

婉容的内心愈发苦闷，鸦片烟瘾也日渐加重，甚至偶尔出现精神失常的表现。

1931年11月10日，溥仪离开天津前往东北，开启了他的“傀儡皇帝”生涯。半个月后，婉容由川岛芳子护送至东北。

1932年3月8日，溥仪携婉容抵达长春，入住执政府。自此，直到溥仪成为“伪满洲国皇帝”的两年间，婉容几乎从公众视线中消失，连溥仪就任伪满执政的典礼，她也未曾露面。

更令人惊讶的是，1934年3月1日溥仪的“登基典礼”，婉容仍然缺席。根据清制，登基典礼上应有百官跪拜，皇帝发布即位诏书，确定国号、年号，并册立皇后。但这样重要的仪式上，婉容的缺席极为异常。

直到1934年6月，婉容才首次公开亮相。6月7日，日本雍仁亲王访问伪满，溥仪与其会谈，婉容出现在溥仪身旁，参与接待工作。

在东北逗留的两年多时间里，作为伪满皇后，婉容几乎不参加重大政治场合，也没有与溥仪的合影，这显然反常。究竟是身体欠佳？还是日本人不允许？亦或是夫妻感情早已破裂？

“身体欠佳”的说法难以成立。尽管婉容鸦片成瘾，但她能偷渡到东北，随溥仪入住长春，说明身体尚未垮掉，不至于缺席重要仪式。

溥仪对婉容态度冷淡，尤其文绣离婚后责怪她，但婉容在政治上对溥仪仍有重要意义。溥仪必须让东北百姓相信，他与皇后是一对恩爱夫妻，是模范。

有资料称溥仪有隐疾，无法行夫妻之事，因此冷落婉容。但即便如此，他更应表现夫妻恩爱，以维护形象，因此此说法也站不住脚。

溥仪逃到东北后，日本关东军特派川岛芳子冒险接来婉容，表明日本人仍重视婉容的皇后身份。

综上，婉容受冷遇并非日本直接所致，而是因其性格及一些不为人知的事件所致。

据史料，婉容被川岛芳子护送至大连途中，曾遭一名日本军官夜间强奸，给她精神带来极大创伤。

到达大连后，婉容想告知溥仪此事，却因关东军限制不得见溥仪，事件无疾而终。

1932年除夕，婉容一再哭闹，溥仪陪她开车到公园游玩。正当婉容兴致正浓时，一队日本宪兵突然将两人带回伪皇宫。

那个除夕，婉容在歇斯底里的情绪中度过，痛恨自己从一个“鸟笼”跳进另一个“鸟笼”。

深受西洋文化影响的婉容，性格刚烈，不愿成为任人操纵的木偶。

了解伪满性质和自身处境后，她离开东北的念头越发坚定。

1932年5月，国联调查团抵达大连，婉容曾派人乔装成古董商秘密接触调查团成员顾维钧，求助逃离东北。顾维钧表示无能为力，婉容失望至极。

1933年8月，婉容得知伪满立法院赵欣伯妻子准备赴日，遂托其帮忙带她去日本，但此事被日本人察觉，逃脱计划破灭。从此，她再无逃跑机会。

伪满建国后，溥仪对婉容愈加冷淡，婉容清楚“伪满洲国”只是傀儡国，精神陷入崩溃边缘。

加之被强奸的羞辱难以释怀，鸦片已难以慰藉内心痛苦。种种因素叠加下，婉容做出了不该做的事情——与溥仪的侍卫私通。

婉容先后与两名侍卫发生关系，一名是颇得溥仪信任的祁继忠，溥仪曾派其赴日本深造；另一名是李体玉。

起初溥仪并不知情，婉容也尽量掩盖。

直到1935年，婉容怀孕即将临盆，秘密终于被揭露。

据溥仪身边侍从李国雄回忆，一天早上，溥仪发现李体玉嘴角带口红，心生疑窦；几日后，李体玉药房值班时突然失踪。

溥仪随后严查，才发现了婉容的丑闻。

李国雄回忆可能有所夸张，但作为一个男人，溥仪对被戴绿帽的愤怒可想而知。

他请求日本人允许与婉容离婚，废除其皇后身份。

关东军顾及政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