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中提到，黄百韬（又名黄伯韬）被视为老蒋麾下的一支“杂牌兵团司令”，并未受到蒋介石的重用。然而，这一说法引发了不少反对声：“黄百韬当年可谓‘黄马褂’的象征，怎能算不上蒋介石的嫡系？”那些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没有了解过“黄马褂”这一笑话背后的缘由：黄百韬虽然未曾亲自毕业于黄埔军校，但蒋介石曾给他授予黄埔毕业生的身份，并称赞其“黄埔精神永存”。然而，这句话却被其他将领曲解，成为了对黄百韬的嘲讽。

黄百韬确实没有真正上过黄埔军校，但蒋介石赋予了他“黄埔毕业证”，因此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提到：“黄百韬的四个军中，一军原为余汉谋的广东部队，一军为杨森所部的川军，剩下的两个军同样属于‘杂牌’。黄百韬的兵团陷入绝境，全军覆灭，黄百韬不愿被俘，最终自尽。由于黄百韬的兵团本身便是杂牌，早在蒋先生的暗中打算中，为了让邱清泉保留实力，牺牲黄百韬也就不足为奇。”

若要深入探讨蒋介石如何在抗战和内战中消除异己，李宗仁无疑是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在《黄百韬的起家与败亡》一文中，黄百韬的部将、第七兵团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也详细描绘了黄百韬兵团的“杂”与“乱”。陈士章指出，黄百韬并没有自己的军队体系，只能通过拼凑不同来源的部队来组成自己的四个军。他所指挥的第七兵团，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中形成，部队的历史纷繁复杂，团结力不足，且军队之间的沿革也体现出部队构成的混乱。

陈士章还描述了第七兵团各部的具体情况：第二十五军中的第四十师本来是宋子文直属的财政部税警总团改编而来，第一零八师是东北军王以哲的部队，第一四八师则属于范绍增的部队。由三个不同系统的部队组成的第二十五军，竟然是黄百韬唯一能依赖的“嫡系部队”，而其他的四个军则各自有强硬的背景，根本不给黄百韬多少面子：陈章的第六十三军是广东余汉谋的系统，刘镇湘的第六十四军原为张发奎的老部队，周志道的第一百军虽然最初是王耀武部下施中诚的部队，但其中大部分兵力由湖南何键系部队拼凑而成。

值得一提的是，陈士章并未提到第四十四军，原因在于军长王泽浚曾与他在战犯改造所同为“同学”，他并不愿揭露王泽浚的过往——王泽浚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在被判死刑后改判死缓并进入功德林学习改造的战犯之一。

陈士章对黄百韬的兵团评价直接且精准：“各师背景不同，意志各异，战斗中各有自己的想法，互不信任。”在战争中，这样的“杂牌”兵团缺乏统一的指挥和协调，战斗力自然大打折扣。陈士章本人也未能逃脱这一命运，最终被俘。他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提到：“陈士章，国军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是淮海战役中漏网的大鱼，直到福建解放时才被捕。像他这种漏网又重新被捕的人，虽不算独一无二，但也绝对少数。”在同为第七兵团的王泽浚眼中，陈士章不过是一个胆小的逃兵，尽管他曾侥幸逃脱，却最终未能逃脱被俘的命运。

陈士章对于黄百韬的评价并不客气，他提到：“蒋家宣传机器曾不断吹嘘黄百韬反人民的战绩，而黄自杀后，又将他神化为一位伟大的军事人物。实际上，我跟随黄百韬多年，深知他及其部队给人民带来的灾难。”陈士章进一步回忆道，黄百韬在孟良崮战役中差点丧命，但并非死于解放军之手，而是因为蒋介石要杀他泄愤。蒋介石因黄百韬没有全力救援张灵甫而对他心生不满，甚至召开军事会议准备处决黄百韬。

黄百韬是个精明的政治家，他通过提前和汤恩伯、顾祝同沟通，表明自己愿意承担责任，成功地在会议上争取到了辩护。汤恩伯和顾祝同在会议中力挺黄百韬，最终黄百韬得以免于被杀，只被撤职并继续担任第七兵团司令。

对于黄百韬不救张灵甫一事，陈士章则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并非黄百韬不愿救援张灵甫，而是张灵甫根本不听从黄百韬的命令。如果张灵甫能够听从黄百韬的指挥，也许孟良崮的惨败就能避免。张灵甫的冒进和黄百韬的稳扎稳打完全背道而驰，张灵甫过于自信，以为通过坚守孟良崮能够诱敌包围，结果却被解放军包围并全军覆没。陈士章回忆道，张灵甫曾不顾黄百韬的警告，固守孟良崮，最终导致了部队的全歼。

陈士章指出，如果黄百韬及时指挥二十五师和六十五师集中力量支援孟良崮，张灵甫或许能避免惨败。然而，黄百韬当时心生顾虑，一方面考虑到自己部队的安全，另一方面，张灵甫的骄傲和不服从令黄百韬产生了不满，这使得他并未全力救援。

尽管近来有许多文章对黄百韬进行美化，但陈士章对此提出了质疑，指出黄百韬的刚愎自用和嗜杀成性。他还透露，黄百韬常常以残酷无情的方式对待战俘，甚至将自己的部队视作工具，“对俘虏能利用就补充，不能就杀掉”，这种极端残暴的做法令不少部下感到恐惧。

黄百韬的嗜血成性和冷酷无情让人不禁质疑他是否应为张灵甫的死负责。当张灵甫面对困境时，黄百韬选择了视而不见，最终导致了孟良崮的惨败。而在黄百韬自己遭遇困境时，却对邱清泉、李弥等人充满愤怒，指责他们“见死不救”。如此反差，恐怕让历史留下了不少值得深思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