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1年，蜀汉章武元年7月，刘备因孙权背信弃义、投靠曹操并杀害自己亲兄弟关羽一事，决定亲自出兵讨伐东吴。此次行动不仅是刘备为恢复兄弟之仇的复仇之战，背后更是整个蜀汉政权未来命运的关键时刻。然而，在战前，刘备未做好充分的战略部署，导致最终在夷陵之战中遭遇惨败，不仅损失了大量兵员与资源，个人心情也因战败而郁结成疾，最终死于永安城。这场战役使蜀汉丧失了向东扩张的可能，国力急剧下滑，走向衰败。

关于刘备在夷陵之战中的失败，历代学者对此展开了不同的讨论，争论不休。毛主席曾经就刘备的失败作过点评，那么在毛主席看来，刘备的失败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三国时期，尤其是东汉末年的战乱中，有三场因火攻而著名的战争，分别是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其中，夷陵之战，实际上是三国鼎立局面的关键之战，最终确立了天下分为魏、蜀、吴三足鼎立的格局。令人意外的是，这三场战役都在某种程度上与“火”有关，而它们彼此间也有着紧密的联系。

赤壁之战之后，刘备的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高峰期。在诸葛亮的辅佐下，配合关羽、张飞、赵云等名将的忠诚效力，蜀汉一举吞并了荆州与益州（今湖北与四川成都），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刘备的蜀汉政权看似即将强势崛起，且不乏有力的辅佐，似乎一统天下指日可待。

然而，建安二十年，当孙权得知刘备已经控制了益州，他要求刘备归还原本属于东吴的荆州。刘备对此不予理会，推脱称将在来年攻打凉州，再以凉州交换荆州。此举激怒了孙权，他决定采取行动，派吕蒙偷袭荆州的长沙、桂阳与零陵三郡。得知此事后，刘备迅速命令关羽带领五万兵力与孙权的军队对抗，局势一触即发。

令人不解的是，正当孙刘之间剑拔弩张时，曹操却突然发兵进攻益州北部的重要屏障——汉中。此举令刘备焦头烂额，便不得不和孙权达成协议，暂时缓解双方的矛盾，之后聚焦应对北方的曹魏。经过三年的修整，刘备的实力得到了大幅增强。

建安二十三年，刘备成功夺回了汉中，并宣布自称“汉中王”，事业达到了巅峰。根据苏洵《权书》中的战略理念：战争前要积蓄财力，战时要积蓄力量，胜利后要积蓄士气，而刘备此时也应按照诸葛亮的战略布局，休养生息，团结孙权，待时而动，最终一举平定天下。

然而，刘备没有按照正确的战略指引行事。此时，关羽却反其道而行，在正处于对抗曹魏的关键时刻，他却带兵北上，逼近曹操的许昌，彻底违背了诸葛亮的战略安排。这一策略失误，部分源自关羽的自负和骄傲，尤其在水淹七军后的胜利中，关羽的自信心急剧膨胀，认为自己已无敌于天下。

在这个时期，孙权派使者提出联姻的提议，意在通过政治联姻稳固与蜀汉的关系，然而关羽却公然侮辱了使者，且坚决拒绝婚事。孙权得知此事后，震怒不已，决定加强荆州的军事防御并趁关羽北上的空隙，发兵夺回荆州。关羽因不谨慎而败走麦城，最终丧命。

刘备不仅失去了亲信将领关羽，还丢失了对抗曹魏的重要战略要地荆州。这一变故对刘备的未来构成了巨大打击。诸葛亮的北伐之路变得更加艰难，蜀汉的战略困境加剧，逐渐成为三国中最为弱小的国家。丧失荆州后，蜀国的北伐前景变得更加复杂，而刘备也深知，荆州对其统一大业至关重要。

由于种种原因，刘备未能及时发兵收复荆州。虽然他曾心生复仇之念，但此时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许多谋士和将领劝阻他，不宜急于发动战争。孙权也明白荆州对刘备的重要性，早已准备好迎接这场战争。为了稳固新得的荆州，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强东吴的控制力。

章武元年，刘备继位称帝，随即下令集结全军攻吴。孙权得知消息后，迅速任命陆逊为主帅，准备迎战。陆逊在此战中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军事才干。他深知刘备兵力强盛，但却局限于“夷陵”地区，决定采用灵活的防守策略，利用地势优势，通过拖延战术阻止刘备深入。

尽管刘备初期进展顺利，但随着战事胶着，陆逊的防守逐步显现成效，刘备的大军陷入困境，士气也受到极大影响。在此情形下，刘备决定亲自上阵督战，试图以此鼓舞士气，但他依然无法突破陆逊的防线。黄权曾劝他不要亲赴前线，但刘备固执己见，最终未能避免灾难。

陆逊抓住战机，采取火攻战术，成功打破刘备的连营，并最终击败了蜀军。刘备不得不撤退，且因伤势和长期忧虑，最终病倒在永安城，含恨而终。

刘备的夷陵之败，不仅是一次军事上的失败，更深刻反映了刘备战略上的重大失误。毛主席在分析刘备失败时指出，刘备虽善于用人，但他在战略决策上经常被感情左右，未能遵循《隆中对》中的总体战略方针，导致了蜀汉命运的急转直下。最终，尽管蜀汉拥有诸葛亮这样出色的智者，但刘备的错误决策无法避免蜀汉的灭亡，三国鼎立的局面被最终打破，蜀汉成为三国中最弱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