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4日，毛泽东准备参加在成都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6日下午，他心情愉快，言谈间便来到了市区的武侯祠。毛泽东驻足观察了几分钟，随后开始品味起刘备殿的对联。

武侯祠内遍布楹联，尤其是清末赵藩所写的那幅对联，至今仍广为人知。毛泽东低声吟诵，沉浸在这幅对联的深邃意义中。诸葛亮的军事思想，以“攻心”为上，注重精神和心理的瓦解，然而，正因为他没有审时度势，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能用兵如神的将领屡见不鲜，但被誉为兵法大师的，唯有两位：一位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另一位便是毛泽东。诸葛亮的智慧广为称赞，鲁迅曾评论道：“状诸葛之多智而似妖”，足见诸葛的才智几乎达到了妖孽般的境地。然而，尽管如此，他依旧未能统一三国，究竟为何呢？

要说谁有资格评说诸葛亮的成败，恐怕历史上仅有一位，那便是毛主席。他带领中国走出困境，开创了新中国的伟大事业。毛主席曾一语道破诸葛亮未能统一三国的原因：“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隆中对》是诸葛亮在刘备三顾茅庐时所提出的战略方针，目的是辅佐刘备恢复汉室、谋取天下。刘备依据此策略建立了蜀汉政权，因此这篇《隆中对》成了后人津津乐道的经典之作。然而，从一开始，这份战略就存在严重的错误。

苏洵曾比喻说：“要成为富人，必须占据四通八达的都城，收取天下之利；如果仅仅赚一点小钱，藏在家里守着，那你只是在求保住这点小钱，而不是求富。”毛主席显然认同苏洵的观点。他认为诸葛亮在战略布局上犯了致命的错误。诸葛亮让关羽镇守荆州，却将主要兵力调往西蜀，殊不知，西蜀虽地势险要，固守易，但进出困难，根本无法依靠此地发展壮大，更谈不上从此地出兵征伐中原。

此外，兵法强调，处于劣势时，必须集中优势兵力逐个击破敌人。刘备若想横跨荆州与益州，就必须面对千里之遥的两地兵力分散的问题，这样的布局本就注定无法取得胜利。随着蜀国兵力的进一步分散，诸葛亮最终未能突破困境，败走麦城和夷陵之战的惨败，正是战略失误的后果。

更为致命的是，诸葛亮没有很好地审时度势。在稳定南方后，他继续以战争解决蜀国的困局，却忽视了“战争止战”的必要。六出祁山不仅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反而加重了蜀国的经济负担和民众痛苦。毛主席曾说：“中国共产党能赢得胜利，靠的就是知己知彼，掌握情报。”然而，诸葛亮未能获取足够的情报，导致他未能及时察觉北魏的新崛起和司马懿的才智。

最关键的是，诸葛亮的任务应该是辅佐刘禅，而非过度专注于北伐。刘备临终前把国事托付给他，而诸葛亮的职责应当是帮助刘禅稳固蜀汉政权。然而，他未能教育好刘禅，使得刘禅终究成了一个无所作为的帝王。刘禅在面对危机时的懦弱表现，也反映出诸葛亮的失职。

诸葛亮在用人上的失误，尤其是在街亭失守的事件中，成为了他一生的败笔。尽管马谡才华出众，但他缺乏实际作战经验，最终导致了街亭的丧失。诸葛亮明知马谡的不足，却仍冒险重用他，这一决策让蜀国付出了沉重代价。

关羽镇守荆州的决策同样有问题。关羽刚愎自用，不善与吴国保持和谐关系，最终因与东吴决裂，导致了麦城之战的惨败。人才的选择不能仅凭品德，还要看其实际能力，曹操便是因为识才，才能带领魏国强盛。

毛主席在中共七大时推举王稼祥，尽管王曾犯过错误，但毛主席强调：“他是有功的。”这充分体现了选人用人的原则：应依据实际需要，而非仅仅看品德。

虽然诸葛亮未能实现三国统一，但他的军事智慧和战略眼光依旧令人钦佩。例如他的“空城计”，毛主席在多次历史事件中也曾巧妙运用。1948年，毛主席面对傅作义十万大军的威胁，通过虚张声势、精准布置，成功让傅作义疑虑重重，最终放弃进攻。

毛主席对诸葛亮的智慧高度评价，并时常以诸葛的事迹教育全党。诸葛亮的“空城计”和毛主席的应变能力，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伟人智慧的延续。毛主席在许多历史难题中也借鉴了诸葛亮的经验，体现了他独到的战略眼光。

总之，诸葛亮虽然未能完成统一三国的伟业，但他的谋略和智慧是无可否认的。他的事迹至今仍为后人所学习，尤其对年轻一代而言，诸葛亮的智慧和韧性无疑是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