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在东北沙兰镇的乡村小道上，一位73岁的老人正缓缓行走，面带微笑地向路过的行人问好。他的普通话口音地道，仿佛是地地道道的东北人。若不是熟悉他的人，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名叫“来福”的老人，其实另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中岛幼八。他是纯正的日本人，却是在中国长大的。抗战时期，来福被一位中国妇女收养，自小在她的照顾下成长，后虽辗转回到日本，脑海中却始终萦绕着对中国和养母的深切思念。对他来说，那次“访华”并非简单的旅行，而是一条漫长而深情的回家之路。

1945年，沙兰镇的老李家吸引了不少好奇的目光，大家都纷纷传言这家收养了一个日本小孩，便过来围观。人群中，那小小的身影似乎对众人的关注感到恐惧，果然不久就哭了起来。那哭声虽然微弱，却透着无助，或许是因为身体虚弱，也有可能是长期营养不良的结果。老李面对此情此景，心中犹豫，他最终决定不再收养这个孩子，尽管这意味着小生命随时可能失去生存的机会。然而，恰在此时，一位柔弱的女人在众人中高喊道：“这小命，我来拉扯！”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原来，她是镇上的接生婆——孙振琴。或许是因为在生命关头常与生死较量，她心中不愿看到这个无辜的孩子就这样消逝。

在那年，四五十年代的中国，这样的情景并不罕见。像中岛幼八一样，因战乱而孤儿的孩子不胜枚举，他们默默无闻地在苦难中消亡，而这一切都源于日本军人的铁蹄。当时，日本刚刚败战，关东军却封锁了有关消息，致使早期派来的“开拓团”疲于奔命，很多平民流离失所。年轻的男人早已被征兵带走，留给社会的，只有一群无生存能力的妇女和孩子。为了给孩子留下一线生机，许多家庭将孩子送给中国人收养。而在这些孤儿中，年轻的中岛幼八无疑是最幸运的，因他遇到了关心他的养母孙振琴。

年仅三岁的小中岛幼八因营养不良，浑身布满青紫，肚子鼓胀，显得十分虚弱。养母孙振琴每天早晨都会早起为他揉肚子，这一点一滴的呵护，逐渐改善了他的体质。由于养父姓陈，他被赋予了一个汉名——陈庆和，意为“庆祝和平”。对于不识字的养母而言，她为他取了一个亲切的小名——来福，从此这个名字伴随了他整整一生。

养父母将这个孩子视如己出，倾注了全部的关爱。1950年，养父因狂犬病去世。临终前，他特意提及来福，对爱妻说道：“我恐怕留下许多债务，你可以再嫁，但如果这个孩子他的亲生母亲不来领走，他就由你来抚养照顾。”后来，养母改嫁给了一个姓李的男子，使来福又拥有了一个新名字——李成林。然而，在他心中，最亲切的依旧是“来福”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像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小孩。

回想他童年的日子，来福的记忆充满了快乐与无忧无虑。他和小伙伴们一起坐冰车，打冰猴，滑雪，过年时杀猪，扭秧歌，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东北小男孩，尽情享受着天真烂漫的童年，以及对母亲的依恋和温暖的记忆。然而，命运的波折并未就此止步。在他12岁那年，来福因为全身水肿而不得不去镇诊所就医。镇上已经有许多孩子和成年人因为这种病失去了生命，养母心急如焚，急忙让继父驾车抱着他去看病。经过精心的照顾，来福终于渡过了难关。

对于养父母，来福心怀感恩与眷恋。然而，一封来自远方的信件带来了不安的消息，那封信竟是来自他的亲生母亲。其实，养父母从未隐瞒来福的身世，而是坦诚地告诉了他关于过去的一切。对于来福来说，日本在他的意识中只是书本上的“侵略者”，而他自己作为日本人身份的真正含义，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概念。

就在小学毕业后不久的一天，养母带着来福来到区里的政府。几位陌生的官员严肃地询问他是否愿意回日本。来福心中涌起一丝不安，但他毫不犹豫地坚决表示不愿离开这片熟悉的土地与爱护他的养父母。他的坚定态度让众人感到欣慰，最终也没人强迫他离开。其实，导致这一事件的原因是因为1955年，来福的亲生母亲被遣返回国，而她后悔将孩子送出，希望能将他带回身边。

然而，与来福建立了深厚感情的养母却不愿放手，因而发生了争夺。村里的乡亲们也纷纷站出来支持养母，场面愈演愈烈，最后事态引发了政府的介入处理。在这样的情况下，最终决定权落到了来福自己身上，生母站在一边，养母在另一边，他必须作出选择。对于生母，他没有任何记忆，因此毫不犹豫地投入了养母的怀抱。无奈之下，生母只能黯然离去。临走时，她对养母说：“这个孩子就托付给你了。”

生母回到了日本，尽管心中一直牵挂着来福。她时常写信与寄照片过来，但都被来福一一焚烧。他心里想与日本和这一段自己尚不理解的关系彻底划清界限。在养母的身边，来福还是得到了安稳的生活。虽身在中国，但为了他未来的考虑，养母在他小学毕业后的某一天做出了重要的决定，她带着来福走了几十里的山路，换了两趟火车，来到了一个农场。养母让来福认了一个新的养父名叫赵树森，他在农场里当厨师。赵树森的工作条件优越，工资也很不错，养母希望在这样的环境里，来福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前程。

因为新的养父，来福又有了一个新的中国名字——赵成林。在农村生活的日子里，来福首次看到了电影和动物园，品尝了许多以前没吃过的美味。他对新养父刮目相看，赞叹道：“我爸爸是天下第一，最棒的人，最好的爸爸。”在以中国为家的日子里，来福遇到了许多好人，像养母和几位养父，日子似乎安稳而幸福。但在他16岁那年，命运的波澜还是不可避免地降临了。

1958年，二战滞华日侨的遣返工作开始，16岁的来福登上了最后一班日侨轮船，返回他并不熟悉的日本。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大海，第一次见到如此庞大的船只，尽管兴奋不已，却在瞬间忘记了背后的悲沉现实。然而，轮船上的一位老太太却突然嚎啕大哭，她的悲伤情绪一下子感染了来福，让他意识到自己正在面临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可能再也回不到中国，无法再见到养父养母了。泪水夺眶而出，16岁的少年为远在中国的亲人流下了伤心的泪水，同时也对未知的日本生活充满了恐惧与担忧。

在生母的来信中，来福曾看到过富士山和日本其他的美景，但当他踏上日本的土地，心中的紧张与焦虑愈发加重。他四处张望，却始终不知自己的归属。恰在这时，来福的目光落在两个年长的日本老妇人身上。虽然他分辨不清哪一位是生母，但看到其中一位哭得特别伤心，他的心中不禁想：“这个人可能就是我的妈妈。”生母见到儿子，情不自禁，紧紧抓住来福的衣袖，激动地与他交谈，然而来福却因听不懂而感到无所适从，无法被感动。

战后的日本刚开始重建，但生母已改嫁。在经过苦苦的请求后，继父同意照顾来福三年。对于他来说，这一切仿佛是重新开始，周遭的一切都变得如此陌生。日本人钟爱的生鱼片令来福难以接受，总是用汤或热水烫熟。心中念念不忘的苞米碴子，也再也无法品尝到。因年龄问题，当地的小学拒绝了来福的入学申请，他只能进入华人学校去读书。在学习期间，他并没有使用实际的日本名字——中岛幼八，而是改回了当初的名字——陈庆和。

曾经一度，他试着将名字改成“中岛思华”。对于来福而言，横亘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才是他的真正家园。为了能够回去，他多次拨打红十字会的电话，询问是否有对中国的船只。然而，面对此般陌生的环境与对“家”的深切思念，养母的来信成了来福唯一的期盼和依靠。在信中，她满怀温暖地写道：“你们母子团聚了，我也感到高兴。”后来，来福才明白，养母曾找人给生母写过信，信中同意了来福长大后回到日本与她团聚。

或许是因为都是母亲，养母与生母之间的这种深厚情感，让她们对来福的未来抱有更深的理解。在信中，养母写道：“将来中岛幼八长大后，虽我与丈夫没有亲生儿子，也会决心将你带回，让你与生母相见团聚。”这一切不禁令来福心生感动，养母从未自私地想要留住他，而是竭尽所能希望他能得到母子团聚的幸福。

然而，由于来福的日语水平不足，生母便尝试用未流利的中文与他交流，他们时常借助纸张和字典进行沟通。慢慢地，来福开始理解生母，也逐渐了解了自己的身世与被“抛弃”的原因。通过生母的讲述，来福才得知当年自己出生时的故事。自己在1942年的出生时间正值二战的最惨烈岁月，生父中岛博司在当地洗衣店工作，而生母名叫中岛清江，还有一个姐姐中岛三子。

1943年，生父与生母一家随“开拓团”来到中国，然而不久后，生父被迫征兵送往西伯利亚与苏联军队作战，生死未卜。1945年日本投降，形势紧迫，家人仓促逃命，可军队封锁消息，炸毁公路桥梁，平民成为“弃民”，陷入巨大的绝望。生母当时身怀六甲，负责照顾一儿一女，但因困境重重，最后孩子降生却没来得及取名便夭折。而中岛幼八因饥饿而肚子鼓胀，瘦得几乎没有一点儿肉。生母身体也早已受损，因担心自己无法养活儿子，只能做出痛苦的决定，将他托付给中国人家，这是众多日本“弃民”无奈的选择，唯有如此，孩子才能保留一线生机。

这场战争给生母的伤害，伴随她一生，直到去世。即便回到日本后，她依然时时刻刻保持物资整齐，时刻准备逃难。来福印象尤为深刻的一幕，是在某个夜里，生母错误地将他视为亡夫，恳切地问：“孩子他爸，还要往哪里逃？”生母心中的“抛弃”，也让来福始终心如刀割。即便在她住院期间，生母也常常沮丧地与人述说自己将孩子丢弃在中国，仿佛是对母亲身份的沉重罪过。

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甚至对本国平民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成年后，来福始终怀揣着为中日和平作出努力的愿景。1967年，日本人民发起抗议，反对佐藤内阁破坏日中关系，作为其中一员的来福也因此被捕。在不久之后，他再次出现在日本国会门前，参加求和请愿活动，再次遭到逮捕。自打进入职场，来福便在日中友好协会工作，直到退役，他始终在努力促进两国间的友谊交流。

尽管他是日本人，却一直沉浸在中文书籍的海洋中，特别喜爱《人民文学》、《青春之歌》和《红岩》。到了2018年，73岁的中岛幼八，独自一人完成了双语自传《何有此生》，前往中国，在养父母的墓前焚烧了这本书以示敬意，他泪流满面地说：“爸爸，妈妈，您们的来福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