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31日，朱老总和刘少奇从华北发出电报给中央，提出关于重建晋察冀野战军指挥机构的建议，并明确表示：

“建议以杨得志担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杨成武为第二政治委员，全面负责指挥晋察冀野战军。”

此外，电文中还提到将耿飚任命为野战军参谋长。初看之下，这个指挥机构似乎并无特别之处，但事实上，为了重建这个指挥机构，朱老总付出了不少心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杨成武担任第二政治委员这一安排。杨成武是晋察冀根据地的资深将领，当年聂荣臻曾率115师进入晋察冀开辟抗日根据地，而杨成武当时就是一分区的司令员。作为晋察冀的“老人”，他无论从资历还是能力上都具备担任野战军司令员或政委的资格。

至于杨得志，他原是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的司令员，原计划被调往东北。然而，聂荣臻却决定留他在华北，1946年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重新归建，杨得志作为纵队司令员，继续为晋察冀军区的建设做贡献。这一决定实际上源于晋察冀地区严重缺乏军事干部。按理说，杨得志担任野战军司令员，而杨成武出任政委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毕竟杨成武的文武双全、政工背景也为其担任这一职务提供了支持。但是，朱老总却特别安排罗瑞卿出任晋察冀野战军的第一政委。那么，这样的安排究竟有什么深意呢？

实际上，罗瑞卿出任这一职位，并非简单的人事安排。原因在于，解放战争初期，华北战局并未顺利打开，形势十分严峻。晋察冀地区在抗战胜利后，作为我党当时最大的一片根据地，拥有极为丰富的兵员和资源，涵盖热河、察哈尔、河北、辽宁、山西和内蒙古中部等广泛区域，人口总数达到4000万左右。如此庞大的人口，孕育着大量的兵员。抗战胜利后，晋察冀军区根据中央的命令，开始编组野战军和地方部队。经过编组，共成立了八个纵队，再加上原本隶属晋冀鲁豫军区的第一纵队，共有九个纵队。

晋察冀军区将这九个纵队重新分编成两个野战军，其中第一野战军由聂荣臻兼任司令员和政委，第二野战军由萧克兼任司令员，罗瑞卿担任政委。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罗瑞卿是以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的身份兼任第二野战军政委。此时，晋察冀军区总兵力达到了约21.9万人，地方部队约10.4万人，还有90多万的基干民兵。然而，在1946年，按照国共停战协议的要求，晋察冀军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军整编，野战军数量大幅缩减，人数仅剩下四个纵队，约五万余人，每个纵队的人数也不超过一万。

更严重的是，晋察冀军区还被迫向东北调拨了大量部队和干部，使得整个华北战区的实力大打折扣。晋察冀军区的裁军整编开始时遭遇了不少反对意见，杨成武、郭天民等老将也曾提出过反对的声音。聂荣臻对此也感到无奈。后来，郑维山回忆道，聂帅并非主动要求裁军，而是中央希望通过这一措施，向全国展示军队整编和和平意愿的决心。

然而，在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晋察冀的局势未能迅速好转。到1947年7月，中央在陕北召开会议时，周恩来总结各解放区战绩时提到：“我军各区成绩的排名是：华东，晋冀鲁豫，东北，晋绥陕甘宁，晋察冀。”这一评价显示华北战局的艰难，尤其是在华北比西北更为困顿的情况下，局势可见一斑。

当时，中央逐渐认识到，要扭转华北局势，关键不仅仅在兵力上的增强，而更为重要的是领导班子和指挥体系的改革。刘少奇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过去之所以搞成那样糟，主要还是一个领导问题。”在解决领导问题的过程中，刘少奇回忆起他在1942年赴山东时处理干部问题的经验。当时，山东的抗日形势非常严峻，地方的领导班子在执行中央政策上存在严重分歧。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刘少奇到山东后，第一件事便是与当地领导干部逐一商讨问题，并对整个山东的领导班子提出了深刻的改进意见。

而此时，晋察冀的局势也面临类似的困境。由于裁军和连续作战失利，部队对于指挥层的信任逐渐降低。刘少奇指出，晋察冀中央局的权威问题，并非仅仅是人事安排问题，而是整个局内部团结的问题，尤其是野战军与中央局之间的合作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朱老总和刘少奇决定对新组建的野战军指挥班子进行调整。为了增强指挥机构的独立性，避免过去军区因同时肩负战斗与后勤任务而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决定将杨得志作为“外来户”引入指挥层。尽管杨得志以前隶属于晋冀鲁豫军区，但他在作战上的才能和过去的表现赢得了很高评价，因此被选中担任司令员。

至于政委的人选，朱老总指定了罗瑞卿。罗瑞卿不仅是杨得志和杨成武的上级，而且在过去的战争中与他们有过深厚的合作。更重要的是，罗瑞卿出任这一职务时，还有着多重身份：他是晋察冀军区副政委、政治部主任，同时还是晋察冀中央局的副书记，这使得他能够在整个指挥机构中起到关键的协调作用。

罗瑞卿对杨得志有着深厚的影响，他曾在红军时期担任过杨得志的上级。在这一过程中，杨得志也表示：“罗政委过去就是我的老上级，我当排长时，他就是我的师政委。”两人的关系深厚，彼此之间相互信任，正是这种深厚的关系为他们之后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这一领导班子的调整无疑为晋察冀野战军的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到了1948年，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了华北军区。杨得志继续担任司令员，而罗瑞卿也继续以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兼任第二兵团政委。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罗瑞卿都给杨得志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到1955年，杨得志和杨成武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而罗瑞卿则被授予了大将军衔。这一情况在全军范围内非常罕见，通常兵团司令员与政委的军衔是相等的。此次的军衔授予不仅体现了罗瑞卿在华北战局中的领导作用，也展示了他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