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张爱萍与海军副司令王宏坤就海军未来发展方向展开了激烈的争执。会议中，王宏坤愤怒地说道：“我看你说话这么硬，谁是你的后台！”听到这番话，张爱萍立即勃然大怒，回应道：“今天我就告诉你，我的后台就是党！”当时，两位将军言辞激烈，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深层次的矛盾和冲突，让他们之间的对话充满了火药味？

回溯到1949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一项指示，要求第四野战军组建空军，第三野战军组建海军。张爱萍便承担了海军组建的重任。从那时起，张爱萍便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为了迅速组建一支有战斗力的海军，他亲自带队，投入了600多个日日夜夜的工作。从最初的13名官兵和三辆吉普车，发展到了拥有两万余人的庞大队伍，拥有超过200艘舰艇，逐渐具备了一定的海上作战能力。

张爱萍为海军发展采取了许多非常规手段。为了迅速提升海军的战斗力，他大胆任用了一些原国民党海军的老兵，包括曾任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的林遵少将，以及金声少将等人。事实上，新中国海军的初始力量，正是由这些在国民党海军服役过的官兵构成。除此之外，张爱萍还发动社会各界，招募了大量曾在国民党海军服役的士兵，迅速建立了人民海军的骨架。

然而，组建海军的难题不仅仅在于人员的招聘和组织结构的搭建，还在于海军装备的严重不足。尽管人民海军已经拥有了一定数量的舰艇，但许多舰船因长期停用而年久失修，几乎没有作战能力。而新征调和购买的舰船更是缺乏必要的武器装备，无法适应现代海战的需要。此外，许多舰船和船厂设施在战乱中遭到国民党空军的轰炸，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面对这些困难，张爱萍坚决主张依靠自己解决问题，他曾说过：“求人莫若求己，上策莫若自治。”对于苏联的顾问团，张爱萍保持着一定的保留态度，认为不能盲目依赖外部力量，这也引发了与苏联顾问的激烈争执。

在1955年一江山岛战役中，张爱萍亲自担任指挥官，领导我军进行了一次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这场战斗也成为我军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成功标志。当时，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是我军的新课题，遇到了许多挑战。在制定作战方案时，苏联顾问们提出了一些传统的战术方案，主张海军舰队应由海军航空兵护航，登陆任务由海军陆战队执行，且主张夜间渡海、拂晓登陆。然而，张爱萍认为此时我军的海军航空兵实力尚显薄弱，海军陆战队也尚未建立，这一方案并不适用于当时的实际情况。

会议中，华东军区的陶勇和聂凤智两位资深将领也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战术。张爱萍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决定由空军统一指挥海军航空兵，共同护航，并由陆军部队执行登陆任务。张爱萍的这一决定虽然与苏联顾问的意见相左，但最终证明是成功的。事后，张爱萍笑着说道：“走了就走了吧，正好我们自己决定自己的问题！”

战斗结束后，有人向军委反映，认为张爱萍在会上过于“骄傲”，对苏联顾问不尊重。张爱萍听后回应道：“苏联顾问太过教条，非要按他们自己的方式来。事实上，离大陆如此近，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海空优势，直接运送陆军装备进行登陆，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

张爱萍的脾气直率，鲜少忍让，这种个性也为他与王宏坤之间的争执埋下了伏笔。实际上，张爱萍与王宏坤的争执，源自于他们对海军发展方向的不同看法。张爱萍认为，海军的建设是非常复杂且困难的，考虑到当时新中国内外形势严峻，他认为国家应优先发展陆军和空军，海军建设可以放在后面。然而，王宏坤则认为，面对中国海域的特殊地理位置，海军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他认为，中国的敌人历来多来自海上，现代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海军，才能确保国土安全。

王宏坤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历史上中国确实多次遭遇来自海上的威胁。然而，张爱萍深知海军的发展需要巨大的投入，而当时中国并不具备独立造舰的能力，江南造船厂的骨干工人早已被蒋介石带到台湾，国家的财政状况也并不宽裕。即使从苏联购买舰艇，苏联的海军实力本就有限，且不愿出售先进舰艇。考虑到这些现实问题，张爱萍认为当务之急应是发展陆军，而不是过度投入海军建设。

双方的观点难以调和，争论愈加激烈，最终王宏坤一时失言，激怒了张爱萍，导致了会场上的冲突。见两人争执不下，旁人赶紧上前劝解，才让争吵得以平息。

张爱萍的脾气直率且不容忍挑战，这种个性也为他带来了不少争议。毛泽东曾直言，张爱萍“好犯上”，但他始终心系国家，为民着想，这一初衷始终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