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五子良将的故事源自《三国志·卷十七·张乐于张徐传》中的一句话：“太祖建兹武功，而时之良将，五子为先。”这五子良将的名号，成为了曹魏时期将领中的传奇，而其中的第一位到底是于禁还是张辽，至今依然有争议。按照《三国志》陈寿的排序，是张辽排在第一位，但实际上，于禁无疑是五人中最早被封为四方将军并且被授予假节的大将。在他统领七军三万余人驰援襄樊时，他的地位曾仅次于曹操。因此，讨论五子良将时，于禁的地位不可小觑。

然而，于禁的晚节并不如他年轻时那般光彩照人，他的谥号“厉侯”带有贬义，意味着他有着极为恶劣的名声。所谓的“厉”，是指“杀戮无辜”、“暴虐无亲”，以及“愎狠无礼”等，仿佛是他一生的写照。从《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中的记载看，这个谥号的确有其根源。尤其是在他面对曾是老朋友的昌豨复叛之时，表现出极其残忍的态度，他将这位叛逃的老友斩首示众，表现得十分“铁血”。裴松之在《三国志》注释中评论：“围而后降，法虽不赦；囚而送之，未为违命。禁曾不为旧交希冀万一，而肆其好杀之心，以戾众人之议，所以卒为降虏，死加恶谥，宜哉。”这可谓对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在曹魏的将领中，于禁的治军能力并不被大家看好，常常给人以“法制严苛，士气低落”的印象。曾有史料记载，曹操对他失望透顶，感叹道：“吾知禁三十年，何意思临危处难，反不如庞德耶！”这句话无疑揭示了他在军事上的软弱和临危不惧的缺陷。而于禁的死，既是羞辱性的，也是可笑的，他因不堪忍受曹操的冷遇和压力，最终死于羞愧，而非战斗。他的死也表明了曹魏将领之中，一个将领即便有曾经的辉煌，但一旦失去支持，其结局常常如同破鼓，难以承受众人之捶。

与于禁的死相对，乐进的死因则更加扑朔迷离。正史中，《三国志》仅说他在建安二十三年去世，谥号“威侯”，并未给出明确的死因。在《三国演义》中，乐进的死亡则被描绘为在与甘宁的对决中遭遇重创，但这种情节并不完全与史实相符。甘宁百骑劫营发生在建安十八年，而乐进的去世是在五年之后。对于这段历史，陈寿显然也并未做太多明确的记载，他指出“乐进以骁果显名”，但对于乐进的具体战绩，则“未副所闻”。这种遗憾的空白使得我们无法清楚知道乐进的死因究竟是什么。

再来看五子良将中的另外三位：张郃、徐晃和张辽。在《三国演义》中，这三位的死因都与飞箭相关。张郃死于木门道的乱箭之下，徐晃则在孟达叛乱时被射中致死，而张辽则在与东吴的最后一战中被丁奉射中身亡。然而，小说中的这些描写与历史记载常常有冲突，特别是关于孟达叛乱与徐晃死亡的时间线存在明显的不一致。徐晃其实在孟达叛乱时已经重病在床，无法再上前线，而张辽的死因也并非如《三国演义》所说的被丁奉所射。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张辽实际上是在对吴的最后一战后因病去世，而非重伤不治。

在《三国志》与《魏略》中的对比，也可见关于张郃之死的不同说法。陈寿在《三国志》中写道，张郃在追击诸葛亮时中箭致死，而《魏略》则称他是在未能阻止司马宣王追击蜀军后，被蜀军的弓箭射中致命。虽然两者有不同的记载，但不难看出，张郃的死并非完全是意外，他在战斗中的决策失误或许是导致其死于箭下的原因。

历史对于五子良将的记载，常常充满了矛盾和猜测。不同的史料和小说版本，给了我们不同的视角和理解。对于张郃的死因，至今依然没有统一的结论，究竟他是否真的被司马懿陷害，还是因战术失误遭遇弓箭，依然是一个谜。在这其中，历史的真假和小说的虚构交织在一起，成为了我们解读三国历史时永恒的难题。

孔子曾说过：“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这句话提醒我们，历史的真相往往并非表面所见，阅读历史时，我们需要保持警觉和怀疑，去理解其背后的复杂性。五子良将的不同死法，正史和演义的差异，不仅体现了历史记载的局限性，也展示了人们在不断解释和再创作中，如何赋予这些人物更多的传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