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政治局势形成了独特的君权与相权共治格局。自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以来，他便致力于构建一个既能够体现士大夫政治理想，又能确保皇权集中掌握的政体。赵匡胤深刻吸取了五代的历史教训，认识到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性，力求通过强化君主权力来维护国家的稳定。他通过收归兵权、创新相权分割等措施，成功确立了中央集权，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二府三司制”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架构。

在这种制度下，宋朝的君权和相权形成了互相依赖的独特关系。尽管相权的强大不可忽视，但它始终需要君权的支持和制约。从北宋到南宋，君权和相权之间的平衡逐渐发生了变化，尤其在南宋时期，随着相权的逐步膨胀，皇权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在南宋初年，政局动荡不安，君权对相权的制约尤为重要。高宗在此背景下频繁更换宰相，显然是为了维持对相权的控制，防止相权的进一步扩张。

宋代初期的政治改革特别强调了君主与士大夫的合作。赵匡胤建立二府三司制，将中央权力分为中书省和枢密院，两者分别负责文治与武权，二者虽然各司其职，但始终对皇帝保持直接的责任。这一制度有效地分化了相权对君权的威胁，也确保了君权能够始终占据政治高地。

尽管在北宋时期，君权和相权常常处于对立与合作并存的局面中，整体上相权始终受制于君权。随着历史的推进，尤其是南宋的建立，宋朝政治面临更复杂的挑战，君主和相权之间的斗争愈加复杂。尤其是在南宋初期，宋高宗即位后，由于国内政局动荡，外有金朝威胁，内有政治纷争，他为了稳固政权，设立了“御营司”这一特殊机构，将军事与政务紧密结合。但这一举措在实施过程中引发了许多问题，导致军事指挥与管理混乱，甚至形成了内斗和权力争夺。

面对这些困难，宋高宗于1130年下令废除御营司，恢复枢密院的军事职权。这一决定不仅是对军权的重新审视，也是对相权日益膨胀的一种反制。然而，这一系列的变动也逐渐带来新的问题，尤其是在宋金合议后的政治环境中，军事指挥的复杂化使得原有的二府三司合作体系更加复杂，宰相们的权力也因此得到了新的扩张，成为专权的温床。

台谏制度的逐步演变，也反映了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微妙关系。原本作为辅佐君主、提高国家决策效率的台谏制度，在宋代逐渐被宰辅集团控制，失去了它原本的职能。特别是在南宋时期，宰相权力的膨胀使得台谏变成了宰辅集团的工具，无法发挥对君主的有效监督，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成为了专权的帮凶。

秦桧作为南宋时期最具权力的宰相之一，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他通过任用忠于自己的台谏官，操控台谏，进而排除异己。台谏制度的逐渐堕落，最终使得君主和相权之间的平衡彻底被打破，政治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和危险。高宗作为君主，虽然明知台谏有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但面对台谏对自己个人的监督，他往往采取排斥和限制的态度，导致台谏制度在实际操作中陷入了矛盾之中，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宋代君权和相权的斗争本质上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在君权强大的同时，相权也在不断扩展和膨胀，尤其是在南宋时期，政治斗争激烈，宰相们通过各种手段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君权则不得不通过更换宰相、限制权力来维持自身的主导地位。高宗在这一过程中频繁更换宰相，既是为了防止相权过度扩张，也是为了确保自己始终处于政治的制高点。

换相的原因多种多样，既有政治斗争的因素，也有军事失策和行政失误等原因。李纲、张浚等宰相的更替，往往因其政治主张与高宗的决策不合，或是因军事指挥失误，导致他们在朝廷内外的支持基础逐渐削弱。而高宗频繁更换宰相的背后，实际上是他通过这一手段加强对相权的控制，确保君权的至高无上。

总的来说，南宋初年的君权与相权斗争体现了君主对相权的制衡，尽管相权有了扩张的趋势，但在高宗的政治手段下，君权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频繁换相的做法，体现了高宗对宰相权力的谨慎和制衡，也展现了宋代政治体制在实际运作中的复杂性和变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