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明国粹：柳诒徵及其弟子之学术》是一部全面剖析柳诒徵与南高史学群体的学术著作。作者聚焦柳诒徵的史学观点、治史方法及史学思想，同时分析以张其昀、陈训慈、缪凤林、郑鹤声为代表的学生群体对其学术的传承与创新。书中以南高发展历程为线索，系统爬梳学刊、校史等文献资料，整理出南高史学思想及发展脉络。他们以传统经学为根，既守护“礼”之文化命脉，又倡言“融化世界新知”，开创了一条中西融通的史学道路，与北大“疑古”史学和“窄而深”的治史思路截然不同，本书以“新史学”演进为背景，在与北大史学相比较的视野下解读南高学派，还原了民国史学的完整生态，为理解中国史学现代化过程中的坚守与创新提供了关键视角。

《昌明国粹：柳诒徵及其弟子之学术》,区志坚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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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诒徵以礼为中心的史观

因为“以礼为核心”的史观是柳氏治史的关键思想，《国史要义》一书又具有总结柳氏史学思想的特色，所以下文主要据《国史要义》所提论点，辅以其他资料，阐明柳氏以礼为中心的史观。

首先，要了解柳诒徵对“史学”及“礼”两个概念的看法。柳氏把“史学”分为广义、狭义：“狭义之史学”是“一切书籍文牍，其目录家所列史部诸书”，“历史记载人类活动的经历与成败，种种事实，足供吾人参考应用之处至多”；“广义之史学”是“凡属人类过去之思想言论事实纪（记）载，皆在历史学范围之中。广言之，充满宇宙皆历史”。换言之，柳氏所视狭义的史学，只是记载人类活动的经历与成败，足供人们参考、应用之典籍文献数据；而广义的史学，不独包括这些文献所记的数据，更包括利用这些数据，作为探求人类过去思想言论和事实的研究方法。他在《中国文化史》的《绪论》中也指出：“历史之学，最重因果。人事不能有因而无果，亦不能有果而无因。治历史者，职在综合人类过去时代复杂之事实，推求其因果而为之解析，以诏示来兹。”可见柳氏认为狭义的史学只是史籍或文献资料；但这些史籍的目的是“求应用”，故史籍具有“历史记载人类活动的经历与成败，种种事实，足供吾人参考应用之处至多”。而广义的历史，是指称研究人类过去发生的事情及言论，所以史学又不独是史籍，亦指称人们过去的事情或言论。同时，柳氏更概括“史学”一词，认为其主要是研究事物的因果关系，并指导人们未来发展方向的学问，赋予史学“诏示来兹”，指导未来人生及发挥史学借鉴的作用。

其次，史学与儒学同具“定伦序”的功用。柳氏认为，“史术为伦叙（序）以通道”，因为历代史籍详列“君臣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等伦理秩序，故运笔记载历史的史家，生于乱世，便能提出使社会恢复伦理秩序，及安定社会各阶层的方法。在先秦各家中，只有儒家言礼乐及“五伦”“五序”的伦理秩序关系，故史家与儒者，同负“定伦序”的责任。此外，史家深恐世人“不得正”，便提出“通明伦类”，教人以明德于天下，“修六艺之术，以通万方之略，列君臣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所以史家与儒者同样具有“通明伦”“定伦序”及“达教化”的功用。

既然柳氏认为“吾国以礼为核心之史”，在述过了“史”的定义及功用后，便要了解礼与史的关系。

先看柳氏对“礼”的定义。他认为：“伦理者，礼之本也；仪节者，礼之文也，观秩序之发明。”柳氏从礼的价值进行分析，认为礼是日常人类伦理行为的准则，礼的标准建立后，夫妇、父子、君臣、兄弟、朋友的五伦关系，也因而建立。他又从礼制出现的原因出发，探讨礼的意义。因为古人认为“天”的运行，本有一定的规律，有一定的秩序，但这个形而上的“天叙不可见”，因此古人便借立人间的礼教，为天下纲纪，“圣人知不可见之天叙，立礼教纲纪天下”。而组成这种礼教的内容，包括“五伦”及“五序”。所谓“五伦据《左传》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叙《孟子》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间的人伦秩序，既是“五伦”“五序”的内容，也是礼教的内容，同时亦为圣人实践“天叙”的表现。而礼就是实践人伦秩序的工具，“礼之为用，定伦叙，立五教，成五叙”，礼的作用就是维持人伦秩序，“维系世教，元凶慝有所畏，正人君子有所宗，虽社会多晦，盲否塞之时，而有其正大光明之域”，借礼教维持社会人伦秩序，使社会各人各安其分，社会便可恢复光明的境地。

接着，柳氏从史官的源流、史家运用的褒贬笔法、史籍成为载礼的工具、民间礼俗教化四方面，指出礼是中国历史及史学的重心，并论述礼与史学的关系：

第一，古代史官制度与礼官制度的建立甚有关系。柳氏在《国史要义·史原第一》中指出，“史”字的本义为“从人持中，文字以记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本是文字记录。上古黄帝立史官“记述事迹，宣明时序，推迁之久，历数以兴”，史官的职责本为记事，也掌管天文历数，人们借这些史官所记的文字，得以了解过去天文地理的情况。又因为记录这些文字的人被立为官员，他们记载的文字，便成为“官书”，使史官的“记录为治世之资”，由是中国史学也成为“治世之资”，史学便有了“富于政治，求实务”的目的。

第二，从史家运用的褒贬笔法而言，史书成为存礼的工具。史官职掌百官之职，为“百官，而必守礼奉法，有宗伯以临之，有冢宰以统之，尊卑总别之间，所以能得设官之利而无其弊也”，史官便借书事的笔法，以求“垂千载，立明伦，定名份，万世垂法”。人们借史书的记载，以作为行事的借鉴及准则。这些行事的借鉴及准则，全依史家所运用的褒贬笔法，而这种褒贬去取的标准，就是礼。所谓“史法，史例，所出即礼也”，史法及史例均是以人类伦理为标准，史法出于礼，所以礼就是品评人类伦理的标准。柳氏在《国史要义·史权第二》中认为，古代史官既掌握古代礼法，以礼衡量君主得失，所以史官便“深虑预防之思，乃以典礼史书限制君权，其有失常必补察之，勿使过度。虽其事不似他族之以宪法规定，而历代相传以为故事”，即以书事的笔法，批判君主得失。又因为史官“究心礼仪之本”，“主礼以明训，立普遍之禁约”，借褒贬笔法批判百官，故史官又可正官民的诈伪。在历代史书中，只有《春秋》及《史记》才能“劝惩明是亦由深思”，“正君臣父子兄弟之伦，非区区志人之相杀”。因为此二书的作者，有感“世衰道微”，便在史著中“明褒贬，进贤士，退奸雄”。同时，《春秋》的作者孔子及《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皆“去圣未远，深得圣人垂礼作法”的大义，二人运用的褒贬笔法，均依“礼本义”，“准情度理”，以定是非得失的标准，故《春秋》及《史记》，为后世确立了“世人莫能改之”“垂法千载”的褒贬笔法。

另外，柳氏认为，“吾国以礼为核心之史”；换言之，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面貌，均可以反映“礼”的意义，中国文化就是“礼”的文化。他认为，中国过去的文化就是以“礼”为核心的历史，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礼”。他从下列各方面分析中国文化具有礼教的特色：

其一，柳氏从民间风俗，特别是民间伦理与礼治的关系，言中国文化的精神就是“礼”的精神。其专论礼教的文章有《中国礼俗史发凡》，柳氏在此文中认为，“礼俗并称”，是人类伦理大防，“吾民族之根本精神，仍在在与周公、孔子之微言精义相通，用以保世滋大，不可徒囿于形式”。圣人深明礼的大义，便把礼的意义传于民间，使民间的伦理秩序，也受礼教的影响，由是形成“伦理者，礼之本也”。

其二，民间伦常关系就深藏礼义。柳氏在1925年已认为从礼的效用上来说，“伦理者，礼之本也，礼之义也；仪节者，礼之文也，观秩序之发明”。日常人伦关系的实践、人伦秩序的条理井然，均是礼仪施行的效果，人们受礼教熏陶，便能够使人类修善，社会民风淳美。以唐虞时代为例，唐、虞二帝，就人性利弊，立礼仪，使民回复“中道”，从而“按中国民性，异常复杂，不得谓之尚武，亦不得谓之文弱；不得谓之易治，亦不得谓之难服。推其原故，殆上古以来尚中之德所养成也”。柳氏认为，中华民族形成尚德、尚礼的特色，就是实践礼教的效果。

总而言之，柳氏一方面从中国史学的特色、史籍的内容及笔法，以见“礼学与史学，非有二也”，史学成为宣扬礼教的工具；另一方面从民间习俗的源流、风尚的传承、礼教营造中华民族性格及道德行为上的特色，以见“吾国以礼”。中华民族重视伦理秩序，又重视行为仪节，如忠、孝、敬、恕的表现，均以“尽礼”“守礼”为本。所以欲了解中国文化的特色，必先观礼仪教化；而欲了解中国自古至今礼教对民间风俗的影响及“以礼为核心之史”的内容，便要在史籍中找数据。史籍成为中国礼仪的载体，史家运用褒贬笔法、史学体裁，也可见史学达到了倡伦纪及明教化的目的，故“吾国以礼为核心之史”，不独指中国史籍和史学，也指称中国文化及日常伦纪关系，所以中国文化及中国史学均带有道德教化的色彩。由是，在治史方向及推动历史教育方面，中国史学也以宣扬教化及求实用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