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上一百，形形色色。 在北京功德林高级战犯管理所，关押着一百多位将军级战犯，其中有不少来自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尤其是老蒋的嫡系。仅黄埔一期的毕业生，就有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仙洲、范汉杰、曾扩情、刘嘉树、马励武、周振强、郭一予等十几位。网络上的一些文章提到，“功德林关押了八个黄埔一期生，枪毙了一个”，显然这只是夸大其词的误传。事实上，功德林不仅仅关押了十个黄埔一期生，笔者在特赦名单上粗略一数，至少有十三个之多。而且，不仅仅是黄埔生，在功德林的其他战犯派系中，也没有一人被处死。那时的政策明确规定：一律不杀。

由于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被处决， 一些将军级战犯变得有些“嚣张”。其中，有四位中将战犯尤其突出，两人嘴硬，另外两位则是“头铁”到底，最终都活到了八九十岁，其中一位甚至被授予了“世纪老人”的荣誉称号。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其中四位特别“倔强”的人物。

其中之一，便是曾任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等重要职务的文强。文强在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名单中获得特赦，他也被称为“嘴硬战犯”中的佼佼者。他在《口述自传》中提到，自己当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从山东转运至北京。那时，如果他愿意写一份认罪材料，就有可能被放出，但他坚决拒绝：“我想，我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写悔过书。”过了几天，工作人员又让他写悔过书，但他依旧坚持：“我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代孙，就是不写！”正因如此，直到二十六年半后，文强才得以获释。

文强的历史背景非常复杂。他参与了南昌起义，领导过二十多个县的红色根据地，并且有着深厚的革命资历。若想了解他的背景，可以看看《特赦1959》中的刘安国——这位人物的原型便是当时的文强。文强在党内的资历可以说相当深厚，甚至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川东特委书记。他一度为了保护同事离开了党，但后来的转折则让他重新加入了革命阵营。

文强的嘴硬，更为人知。电视剧《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形象只展现了文强倔强的一面。而文强自己也承认，“我和毛大哥第一次见面时，我们就开始抬杠。”尽管彼此关系亲密，但在大是大非的面前，文强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从未妥协。即使在军统期间，他也并未出卖任何同志。在淮海战场时，他参与保护并护送了一批武工队员，甚至帮助他们成功袭击了杜聿明指挥部。然而，尽管文强从未叛变，最终他依旧未能如杜聿明、王耀武那样迅速获得特赦，直到1975年所有战犯都得以释放，文强才终于获得了特赦，并和黄维一同进入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担任了文史专员学习组组长、文史军事组副组长等职务。

文强的长寿，他认为自己能够活到九十多岁，和自己“心里敞亮”有很大关系。他还开玩笑说，若不是因为嘴硬，他很可能早就不需要在战犯管理所呆那么久。而在特赦后，他曾获得“世纪老人”的称号，2000年世界老人节上，他的照片登上了《北京青年报》，他还亲自前往人民大会堂领奖。文强说：“我家族里从没有人活过九十岁，活到九十多岁，感到非常圆满。”

黄维，另一位“嘴硬”的中将，也在功德林中过得相对舒适。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一书中，黄维提到，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并未受到太多影响，甚至养猪喂鸡，生活安稳。尽管粮食定量，他也能通过报销解决。那时，他每顿饭要吃四个大馒头，胃口相当不错。他的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功德林的生活条件使得他能够恢复精神，重新充满活力。

然而，黄维并非没有问题。他与其他战犯的关系较为复杂，常常做出一些挑衅性的举动，言辞也很犀利。沈醉在回忆录中提到，黄维有时会在不合适的场合怼人，甚至有一次，他被军统局电讯处的副处长董益三打了一耳光。

杜聿明，同样也是一位“头铁”的中将。杜聿明因其强烈的反抗精神而广为人知。被俘后，他曾多次试图自杀，其中一次使用石头（或者是砖头），打得自己头破血流。杜聿明在回忆录中也坦承，当时他曾拔出手枪对着自己的脑袋，准备自尽，但最终被副官制止。

宋希濂，另一位“头铁”的中将，也并未在被俘后屈服。当他被带到白公馆时，拒绝接受记者拍照。他拼命挣扎，甚至用力扭头，最终记者不得不在两旁站人，拍下了他的“正脸”照片。宋希濂回忆这段经历时，仍忍不住笑了：“我不愿意让人看到我们狼狈的样子，宁愿死得有骨气。”

这四位中将虽然行事风格不同——有的嘴硬、有的头铁——但他们最终都成了长寿老人。文强活到了九十四岁，黄维活到了八十五岁，杜聿明七十七岁，宋希濂八十六岁。他们的长寿，也许跟功德林的生活条件有关，但更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性格上的“倔强”，无论遭遇怎样的困境，都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和尊严。

最后，我们是否从这些故事中，能悟出一些关于人生的哲理呢？ 这些战犯的经历虽然充满争议，但也反映出一个道理：生活中的坚持和倔强，有时能让人走得更远，而一个人的坚韧与态度，最终决定了他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