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日本昭和天皇裕仁逝世。这位在位期间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统治者，常常隐藏在东条内阁的背后，保持低调，鲜少公开露面。东京审判期间，在美国的保护下，裕仁以“天皇无权”的理由逃脱了战争罪责的追究。甚至因为他曾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国内普遍认为他对战争的结束起到了关键作用，称他为“热爱和平”的天皇。然而，这种说法荒谬至极，完全颠倒了事实。

事实上，裕仁天皇是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二战期间，日本成为一台冷酷的战争机器，裕仁在其中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他和他的国民一样，始终未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也没有丝毫觉得侵华战争有任何不妥。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裕仁多次对下属抱怨，说自己低估了中国的军事实力，这种无耻态度令人发指。

那么，裕仁天皇在侵华战争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被誉为“爱好和平”的裕仁天皇，实际上远非表面那么简单。提起日本天皇，许多人会误以为他如同英国王室成员一样，仅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没有实权。实际上，这是极大的误解。尤其是在二战前，日本天皇拥有实质性的权力。裕仁天皇便是日本历史上权力最集中的天皇，国家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大权几乎全部握在他手中。臭名昭著的侵华战争，正是他亲手策划并推动的。

不过，关于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的关系，目前学界和社会上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派认为裕仁对战争负有直接责任，另一派则主张他无罪。先说无罪派的观点：日本国内普遍认为，裕仁天皇并无实权，发动全面侵华是军方决定，他只是被动接受，没有明确支持也没有反对。他被描绘成反对军国主义的和平主义者，是君主立宪制下的“正常君主”。他没有发动战争，却背负了战争的责任，是个“勇敢的失败者”。在许多日本人心中，裕仁是无辜的。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显然不是。美国作家比克斯就是坚定的“裕仁有罪论”支持者。他撰写的《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一书，深入研究了与天皇共事过的皇室官员、资深政治家、军方将领的官方文件，并借鉴了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揭露了裕仁表面上和平形象背后的真相。

在比克斯的描述中，裕仁从小接受儒教和武士道的熏陶，崇尚武力，完全继承了日本民族阴暗、扭曲的病态基因，是一个偏执的神经质者。在位的前二十年里，他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承担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责任，却在沉默中变态。裕仁目空一切，唯独关心政治，将保护皇室和光耀日本帝国视为终身使命。为此，他不惜牺牲任何人和国家。

中国成为裕仁天皇壮大日本的“踏脚石”之一。侵华战争从策划到发动，裕仁始终是核心决策者，绝无“被动接受”一说。军方无论多强大，都不可能在未经天皇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发动战争。在《真相》一书中，比克斯引用了大量权威史料，指出裕仁在战争战略制定和战争推进中扮演了积极角色，亲自指挥了对中国的所有军事行动。

1925年，裕仁就命令驻朝鲜的日军进入中国东北，这可以看作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前奏曲”。1931年，他制定了庞大的军事计划，旨在控制满洲，再由满洲沿中国南部海岸线向南扩展，掌控从满洲到新加坡的战略要地。这正是后来的抗战进程的战略轮廓。值得注意的是，彼时裕仁尚未明确要对华开战。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他虽然默许，但内心依然犹豫，担心战争难以取胜。随着关东军成功占领东北，裕仁才放下心来，基于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他把全部赌注押在军方身上。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裕仁更是特地向关东军发去“敕语”，表达嘉许：“关东军将士无论在嫩江、齐齐哈尔，还是辽西锦州，冒风冒雪英勇作战，铲除匪患，彰显皇军威武……朕深嘉许尔等忠烈，尔等应更加坚忍自重，奠定亚洲和平基础，务必不负朕之信赖。”日军自称“皇军”，正是源于这份敕语。

1937年，近卫内阁决定全面侵华，裕仁天皇全力支持，作为最高统帅，积极参与军事决策。他批准了华北增兵计划，主张扩大对华北和内蒙古的侵略。对于日军攻占华北和内蒙，裕仁再次发敕语鼓励，称赞他们攻克敌阵，所向披靡，极大提升了日本国威。

更令国人痛心的南京大屠杀，也是裕仁天皇亲自主导的结果。他向松井石根下达攻占“敌国”首都南京的命令，南京陷落后，又向日军统帅部发出“谕旨”，对其实施屠杀表示认可。在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对中国平民和俘虏犯下的“三光”政策、残酷虐杀、使用化学武器及人体实验等暴行，裕仁天皇均知情且未加阻止，反而嘉奖施暴者。

大家熟知的军国主义走狗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就是裕仁亲自越过其他皇室成员，任命为首相。这一任命，充分暴露了裕仁对战争的态度。谁会让一个战争狂人执掌政府，若真爱和平，绝不会如此。

当时，裕仁沉浸于战争带来的利益漩涡中，意气风发，操控着这台战车向前碾压，誓将中国彻底征服，让亿万中国人成为他实现“大东亚共荣”梦想的牺牲品。

然而，现实却狠狠打了他一巴掌。从1940年起，日本在中国战场上的形势开始恶化。裕仁只想享受战争成果，却不愿承担失败代价。他多次抱怨军方和军事专家低估了中国军力，批评他们对战争判断失误。

他说：“我本不愿与中国开战，中国的强大超出了预期。每个人对战争的估计都错了，尤其是军事专家。”这番话让军方专家无奈背锅。裕仁焦虑地踱步，觉得日本前途堪忧，“特别是陆军专责部门，应尽快结束战争，并在未来十年重整国防。”

然而，战争已不可逆转。在东条英机等军国主义者煽动下，日本整个社会成了战争机器。裕仁虽然骑虎难下，心存侥幸，却未能停战，反而想借太平洋战争扩大局势，希望借此翻盘。

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后，裕仁重新燃起希望，开始憧憬战后生活，“重新实现和平后，我想去南部海域看看，那些地方会成为日本领土。”然而，他的幻想再次破灭，日本非但没能翻身，反而陷入更深困境。

裕仁焦躁地多次强调日本低估了中国军力，后悔发动战争，担忧与中国开战将带来不可控的后果：“一旦开战，就难以收场，发动战争必须谨慎，既然发动，就要全力以赴。”

但这全是事后诸葛亮。他的关心从未在于战争是否正义，而只是担心胜败得失。他不愿与中国开战，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怕输。

这暴露了他的冷血自私和残暴无耻。裕仁天皇绝非无辜，而是这场浩劫的罪魁祸首。我们在追究抗战责任时，第一个该被拎出来祭天的，必然是他。

然而，在东京审判上，裕仁逃避了战争罪责，反而被塑造成热爱和平的君主形象。他以沉迷海洋生物研究、远离政治的“佛系君主”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令中国人痛心疾首。

那么，裕仁为何能逃脱审判？东京审判可谓荒唐至极。1945年，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日本被迫降。投降前夕，裕仁流下“几滴”泪水，声称“子民的痛苦让我不忍再看”。然而，这无非是装腔作势，为自己发动战争的罪责涂脂抹粉。

裕仁辞去责任，将自己塑造成无奈旁观者，主动投降以赢得民心，被视作“善良和平君主”。但最终，他依旧坐稳了天皇宝座，因为美国不愿放弃这位傀儡。

在东京审判中，按理裕仁应和甲级战犯东条英机一样被判刑，但远东军事法庭以“天皇无权”为由不追究其责任。日本方面辩称，二战前日本是君主立宪制，天皇虽高居顶端，但无实际掌控军队权力，发动战争系军方决定。

然而，这一观点根本站不住脚。根据史料，美军占领期间，麦克阿瑟曾与裕仁会面，裕仁明确表示愿意对战争中的政治军事决策负全部责任，显然他对自己的角色心知肚明。美国同样明白裕仁有罪，但出于冷战策略考虑，为了稳定日本社会，防止民众反抗，美国干预审判，保护了裕仁。

美日两国合谋，确保裕仁免于受罚，维护日本保守势力稳定，便于美国在亚洲对抗共产主义。裕仁在美国的庇护下，安然“过关”，无视其战争罪行。

如今，日本对侵华历史的否认和美化，也难怪了。侵略中国，日本国民和天皇是共犯。既然天皇不背责，国民更无“担责”之说。日本政府和民间至今无耻地逃避历史责任，传承着这一恶劣传统。

1946年，在美国的推动下，裕仁沦为傀儡皇帝，将国家大权交给麦克阿瑟。1947年，日本进入立宪民主时代，裕仁形象彻底转变，变成和平、民主的象征，频繁出席公开活动，接受采访，展现亲民一面。

但这华丽的伪装无法掩盖他的罪恶。尽管东京审判未定罪，学界、舆论界和战争亲历者都认为裕仁对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人民永远铭记，裕仁那看似和善的面具下，是无数同胞的冤魂。

1989年，裕仁天皇因癌症去世，历经病痛折磨。这个恶鬼般的统治者，生前罪恶累累，死后也注定遗臭万年，永远被世人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