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国经过漫长的征战，最终吞并了最后一个诸侯国齐国，宣告了持续了几百年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结束，标志着秦朝的建立，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篇章——封建王朝的时代。作为这一伟大历史变革的亲历者与主导者，秦始皇在一统六国之后，为了铭刻自己的丰功伟绩，选择将自己尊称为“皇帝”，这一称号融合了“三皇”和“五帝”的尊贵，象征着他无与伦比的历史地位。

人们普遍认为，秦始皇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许多人因此称他为“千古一帝”。然而，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贾谊就在《过秦论》中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视角，他认为秦始皇的辉煌成就实际上是建立在前六代秦王的基础上的，“奋六世之余烈”这一说法，深刻指出了秦始皇继承了前代君王的遗业。那么，究竟是哪个时期的君王对秦国的崛起影响最大呢？

为了探讨这一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奋六世之余烈”中的“六世”指的是秦国的哪六位君主。这六位君王分别是：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和秦庄襄王。我们可以首先排除秦孝文王，因为他在位仅仅三天便突发疾病去世，几乎没有对秦国的崛起产生任何实际的影响。因此，剩下的五位君主便成了关键的讨论对象。

其中，秦孝公、秦惠文王和秦昭襄王的历史事迹无论在影视剧中，还是在史学界，都较为熟知。事实上，秦国六位先王的功绩，主要集中在这三位君主身上，他们各自为秦始皇最终的统一之路铺平了道路。秦孝公奠定了秦国制度的基础，秦惠文王通过连横的策略打破了六国封锁，秦昭襄王则在征战中树立了秦国的威望。这三位君王的贡献，可以分别看作是秦国崛起的三个重要阶段：奠基、过渡和争霸。

秦孝公时期，最为人所知的便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被认为是为秦国奠定了基础，因为它拉开了秦国与其他六国之间的差距。秦国地处周朝边界，拥有广袤的内陆资源，因此扩展的空间非常广阔。然而，在战国初期，秦国与其他诸侯国争霸时，由于缺乏强大的国家体制与资源保障，逐渐暴露出后劲不足的问题。此时，其他国家如魏国和楚国，通过变法如李悝变法和吴起变法极大增强了国力，尤其是这些改革让秦国在与他们交战时失去了先发优势。

面对这种困境，秦孝公深刻认识到变法的必要性，遂广招贤士，最终迎来了商鞅这位变法能手。商鞅提出的富国强兵之策，迅速得到秦孝公的支持。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加强农业生产，抑制商业扩张，同时通过改革军事制度，实施军功授爵制，即通过战功来晋升军官，这种方式极大激发了军队的战斗力。结果，秦国迅速崛起，不仅收复了魏国失去的领土，还重新树立了在六国中的威名。

虽然商鞅因得罪贵族最终惨遭杀害，但他的变法成果却得到了秦惠文王的保留，成为秦国强大的根基。面对商鞅变法后崛起的秦国，其他六国感到了极大的威胁。此时，纵横家苏秦提出了“合纵”的策略，试图联合六国抗衡秦国。他认为，只有六国联手，才能抵挡秦国的扩张，否则等秦国日益强大，六国将无法匹敌。

六国联合后，确实给秦国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秦国虽然强大，但单独与六国联盟抗衡依然力不从心。然而，这个困境很快就被秦国的另一位国士张仪破解了。张仪提出了“连横”的策略，认为六国之间存在恩怨，合纵的联盟并不牢固，只要打破这种联盟，六国必定会分崩离析。在张仪的游说下，六国之间的联盟逐渐瓦解，为秦国打开了顺利扩展的通道。

此外，秦惠文王还在位期间消灭了与秦国接壤的义渠国，进一步消除了秦国的潜在威胁，减轻了国土上的压力。秦惠文王去世后，继位的是秦武王。虽然秦武王年轻气盛，但由于其冒进的性格，他最终在与他人比力举鼎时不幸身亡，年仅23岁。于是，秦武王的弟弟嬴稷继位，成为了秦昭襄王。

秦昭襄王是秦国历史上极为杰出的君主之一，他继位后，立刻以重视军事和战略为治国要旨，带领秦国打出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战绩。秦昭襄王时期，商鞅变法的成果加上张仪的连横策略，秦国早已成了一支令人畏惧的战争机器。而白起，这位赫赫有名的战神，便是在这个时期崭露头角。白起的战绩彪炳史册，从伊阙之战的以少胜多，到长平之战的血战，使得六国完全丧失了与秦国抗衡的能力。

白起的军事才能和连战连捷的战绩，让六国对秦国感到极大的恐惧。白起凭借卓越的军事指挥和英勇战斗，不仅屡次为秦国立下赫赫战功，更使得秦昭襄王对他极为赏识，最终封白起为“武安君”。白起的存在为秦始皇的统一战争提供了重要的支持，直接为秦始皇的统一大业扫清了障碍。

综上所述，秦孝公的贡献尤为突出。他的商鞅变法，不仅为后代的秦王们提供了强大的国家机器，也使得秦国在多次与其他诸侯国的交锋中占得先机。正是因为商鞅变法的成功，秦国才能够突破“合纵”的阻力，实施“连横”，并在白起等名将的带领下最终实现了统一。因此，秦孝公的功绩，毫无疑问地成为了秦国历史上最为关键的奠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