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留下的那句话,乍一听仿佛带着几分戏谑的意味,可其分量却远超帝王御赐的珍贵金印。他直言:“此人能力超凡,若能驾驭便留用,若难以掌控便诛杀。”而徐世勣,正是这位被李世民如此评价的关键人物。当你深入探寻这段历史,便会真切领悟到,何为“重臣权势过盛,令人心生敬畏又忌惮”。
乱世中崛起的骁勇战将
乱世,向来是英雄辈出的舞台,徐世勣便是从这纷乱的局势中脱颖而出的杰出人物。
他出生不过短短数年,隋朝的政权便已摇摇欲坠,各地割据势力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崛起,喊杀声此起彼伏。瓦岗军发起的起义浪潮一波接着一波,李密成为了起义军的领袖旗帜,徐世勣毅然投身其中,自此踏上了充满硝烟与热血的征程。在那片混乱的战场上,没有繁文缛节的规矩,有的只是刀光剑影的残酷厮杀和血雨腥风的生死较量,然而,这也为有志之士提供了崭露头角的机会。徐世勣在激烈的混战中迅速崭露头角,多次在战场上斩将夺旗、破阵立功,声名远扬。甚至为了能在隋末的官军体系中站稳脚跟,他的姓名都被刻意更改。
改姓易名,步入皇族门庭
投身李渊麾下开启仕途后,徐世勣被赐予李姓,更名为“世勣”。这个全新的名字,背后承载的是一个全新的身份——他不再是地方上啸聚山林的土匪,也不是普通的士兵,而是成为了皇族的门生。在繁华的京城中,许多人仅仅听闻过他的名字,却未曾亲眼见过他的真容。千万别小看这改姓换名之举,这实则是唐室对他的一次身份考验。倘若他能够经受住考验,便有机会成为朝廷的重臣。
李世民登基称帝之后,徐世勣依旧肩负重任,领军出征。从玄武门之变到征讨高句丽,从讨伐王世充到抵御北方突厥的侵扰,每一场重要战役都有他冲锋陷阵的身影。每一次出征,他都能成功平定敌对势力。他所立下的战功,如同璀璨星辰般数不胜数,奖章堆积如山。他的威望,就这样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逐步积累起来。
每赢得一场胜利,徐世勣的名字便如同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在城门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官方史书中明确记载,他深受太宗皇帝与众将领的敬重,官职也一路攀升,从英公逐步升至司空、太尉。能够与皇帝并肩站在朝堂的中央,这是何等罕见的荣耀,并非人人都能拥有这样的机遇。
徐世勣在朝野间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这并非是因为众人对他心生畏惧,而是他身上那股战将独有的本色令人折服。他稳如磐石,面对困境从容不迫;他行事果断,犹如锋利的刀刃,干脆利落。他从未惹是生非,也没有滥杀无辜,只是在几次关键战役中,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让所到之处秩序井然。他行事雷厉风行,绝非只是空喊口号。
曾经那些毫无规矩可言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如今他手中掌握的,是一条连接皇权与军权的重要通道。当李世民稳坐宫中,他便奔赴边疆督军;当边疆局势稳定,他又回京参与朝政,军政两界皆有他的身影。这样的身份,让他想藏也藏不住,想躲也躲不开。
功高震主,朝堂暗流涌动
即便如此,朝堂之中仍有人对他心怀不满。徐世勣官至司空之后,在外交和内政事务上都有所建树。然而,他的每一项举措都可能触动旧势力的利益。尤其是在赋税改革和高句丽策略的制定上,他起到了主导作用。有人指责他“身为武臣,官职虽高,却不精通文事”,还有人抱怨他“开口闭口便是带兵打仗,不合常理”。这些议论中,虽没有直接的攻击,但更多的是一种警告:莫要过于张扬。
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徐世勣的形象变得愈发复杂。他既是战功赫赫的英雄,风光无限;同时,他也敏锐地察觉到,功高震主并非空穴来风。尽管局势看似稳定,但他却仿佛被架在了一架天平之上,一端是皇帝的信任,另一端则是朝中大臣的忌惮。众人都紧紧盯着他的下一步行动。
进入帝国核心圈子后,徐世勣既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失去自身的锋芒。他选拔将领的标准不看家世背景,只看实际功绩。这种独特的用人方式吸引了许多人前来投靠,但也让旧派势力感受到了强烈的威胁。他虽从未主动招惹是非,却也从未有过丝毫退让。
在这一阶段,他的所作所为足以让李世民放心,但也让同僚们心惊胆战。“太厉害”的名声就这样在朝堂和边疆之间迅速传播开来。到了李世民临终之际,他说出“镇不住就杀”这样的话,无疑是对徐世勣影响力的一种警惕——此人既有巨大的价值,也存在着潜在的隐患。
问路斩将:试探与封赏的博弈
选定这位手握重兵之人后,先要对其进行试探,看看是否能够为己所用。
李世民安排徐世勣前往边镇出任都督,名义上是镇压叛乱、守护边疆。但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用意:让新皇李治看清此人是否能够驾驭。是让他留在朝堂参与朝政,还是将其外放以压制地方势力,这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太宗皇帝在临终前,那句话说得直白无比:“镇得住就用,镇不住就杀。”这既是对徐世勣下达的命令,也是给李治留下的一道考题。这道考题考验的不仅仅是徐世勣的功绩,更是忠诚与忠义的界限。他可以带兵掌军,但绝不能影响中央的权威;他可以执行皇令,却不能有丝毫篡位的野心。一旦越界,便只有死路一条。
带着这层含义深远的任务,徐世勣踏上了前往关外的征程。那里风沙漫天,乱臣贼子众多,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在边镇任职的数年间,他历经无数挑衅,但战士们私下里都说:“他从不提及自己的功劳,只关心战况和百姓的安危。”这使得边镇的士气始终保持高昂,局势稳定。这一次,所谓的试用不再仅仅是简单的考察,而是一场严峻的试炼。徐世勣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既能镇守边疆,又不会扰乱中央的秩序。
边疆局势稳定之后,京城便对他予以提拔。他带着“在中枢之外无所畏惧”的名声荣耀归来。他的履历上增添了“镇压叛乱”“剿灭盗贼”“安定边民”等一系列辉煌的记录。朝廷赋予他更重的权限,这本就是他应得的待遇。
然而,这种设定也潜藏着巨大的危险。一位太过成功的武将,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了另一种权力中心。朝官们想要提拔他的身份,而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则对他充满了警惕。李治若想重用他轻而易举,但若被他取代也并非难事,谁又能说得准呢?这就是制度背后隐藏的潜在危机。
一场看似随意的命题考验结束,徐世勣成功通过了试用。这背后,其实是皇帝对忠诚信任的反复试探。倘若失败,清除这位对中央构成最直接威胁的人,便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徐世勣从边镇一路归来,凭借功绩赢得了中央的地位,却巧妙地避开了被清洗的命运。这场考验问得精准,问得狠辣,但他却成功走通了这条充满荆棘的道路。狂风呼啸,却无法将他吹倒。这场考验也让李治不敢轻易对他采取行动。
在这一阶段,徐世勣用稳健的表现证明了自己,而李治则从他身上领悟到了“重臣必须加以控制,可以重用但不可完全放任”的道理。这道虽然没有标准答案的考题,却让几代研读历史的人深刻理解了“镇”与“杀”这两种选择的重大意义。
朝堂锋线:低调背后的暗流涌动
在中枢朝堂之上,有人低头是表示服从,有人低头却是暗中蓄势。徐世勣回京之后,主动收敛自己的锋芒。在朝会上,他从不抢着发言,不争抢风头,也不在意名次的高低。人们都称赞他老成持重,然而他那沉稳的姿态背后,实则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沉默,是为了避开锋芒而保留实力。
起初,李治对他十分倚重。新帝刚刚登基,权力根基尚不稳固,需要依靠老臣来稳定朝局。他让徐世勣协助褚遂良掌管兵事,又让他处理中书门下三省的事务。徐世勣的职位很高,手中的权力也十分实在。在一次朝议中,他提出调整兵制的建议,被唐高宗采纳。此后,在多次边事纠纷中,徐世勣出面调停,外臣们都对他心悦诚服。这些年里,边疆没有发生大的动乱,朝廷内部也因为徐世勣的参与而逐渐趋于稳定。
然而,人一旦地位稳固,权力便会随之而来。李治逐渐意识到,朝中一旦遇到难题,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看向徐世勣;群臣若想寻求靠山,也绕不开他;将帅们若想谋求晋升,也必定要先与他通气。
权力就像一块强大的磁铁,吸引着周围的每一颗铁屑。原本只是老臣辅政,可渐渐地,他却成为了朝堂上绕不开的核心人物。徐世勣不争不抢,却能够掌控大局;他不主动揽权,却总能决定事情的走向。这种人,最让帝王感到不安。
于是,李治开始有意将他边缘化。先削减他的兵权,再调整他的职务。太尉之位虽然尊贵,但实权却逐渐被转移。军政大事由裴行俭、李义府等人接手,徐世勣被排挤出兵政中枢。后来,李治又以健康为由,免去他的实务工作,只让他担任顾问一职。
这一招看似温和,实则冷酷无情。人还在朝堂,却只剩下一个空壳。倘若徐世勣不识趣,稍有争辩,便会被扣上“干预朝政”的帽子,一道诏书就能将他清除。
徐世勣对此没有任何反应。他选择低头、沉默、退居幕后,甚至连宴饮都很少参加。有人说他失势了,有人说他怕死。但真正了解他的人知道,徐世勣根本不屑于争权夺利,他的目光更加长远。
他少年时便投身起义,青年时立下赫赫战功,中年时辅佐朝政,老年时选择退守。他早已不是为了争夺权力而活着。他害怕的不是失去皇帝的宠信,而是不小心陷入死局。他活得太久,见得太多,深知退让也是一种锋芒。许多帝王忌惮老臣,并非是害怕他们造反,而是担心他们长期坐镇朝堂,难以撼动。
于是,徐世勣开始“放手”。旧部被调走,他不挽留;亲属被降职,他不申辩;属官被查办,他照例送行。他以一种清冷的姿态向天下宣告:我还在,但不会再插手朝政。
然而,这份“我不动”的态度,反而让众人更加忌惮。皇帝对他心存疑虑,同僚们看不懂他的心思,百姓们则对他的行为充满好奇。有人说他像一柄藏锋于鞘的宝刀,不出鞘时反而更具威慑力。这种人,越是年老,越让人感到危险。
李治开始犹豫不决。是否真的应该除掉这位老臣?他曾是先帝托付之人,也确实没有犯下过失。但若让他一直留在朝堂,恐怕自己永远无法独立施政。
这个疑问困扰着李治的夜晚。而徐世勣,依旧过着早起晚归的生活,在府邸中养花、读书,仿佛对宫中的风云变幻毫无察觉。有人说,这是“软退”。也有人说,他是在等待时机。
“托孤第一将”的落幕
徐世勣人生的最后一役,既不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也不在暗流涌动的朝堂,而是在他的内心深处。
徐世勣晚年病重,多次请辞都未获批准。李治担心朝臣们议论纷纷,最终还是批准他致仕。表面上看,这是一场风光的告别,实则是一种变相的送客。徐世勣离京之前,一路沉默寡言,没有与友人相见,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皇帝赐予他“光禄大夫”的称号,赐予他千亩良田,以表彰他一生的功勋。京中的百姓对此感到不解,而朝官们却心照不宣。
这一次告别,既是他辉煌人生的谢幕,也是他与权力的彻底告别。徐世勣回到家乡居住,闭门不出,偶尔有旧友来访,他也只谈论农桑之事,从不提及朝政。数十年的戎马生涯,数十年的朝堂风云,如今都被他浓缩在了几页书卷之中。
李治并未忘记他。每年诞辰,都会派遣使者送去礼物,礼数丝毫未减。在外人看来,这是皇帝的怀旧之情,但实际上更像是一种安抚。一个老臣若真的淡泊名利,皇帝无需如此惦记。但就怕有一天,有人会拿他来做文章。
有人在朝堂上议论徐世勣的儿子李简。李简年轻气盛、勇猛好斗,又是“托孤元勋”之后,是否会有复起的野心?李治接到奏疏后,立即下令将李简调往偏远州郡任职,削弱他的势力。徐世勣得知此事后,默然不语。家人询问他的看法,他只是淡淡地说:“帝王之术,我不便评说。”
这句话背后,是他多年历经风浪后的深刻感悟。徐世勣并不愚蠢,只是不愿多言。他知道,那句“镇不住就杀”,始终萦绕在李治的心头。他能够活到此刻,并非是皇恩浩荡,而是因为他懂得审时度势。
李治确实曾有过动手的念头。几次风声紧张时,密谍暗中调查徐世勣的旧部,监视他府中的仆人。但始终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徐世勣就像一个坚固的铁桶,外表严密,内心平静,没有留下任何破绽。
多年之后,徐世勣在封地病重。临终之时,他没有召来医官,只是命令书童抄录旧事。当写到《玄武门》时,他略微停顿了一下,之后又继续书写。笔墨之间,没有愤恨,也没有对功名的眷恋,只有一句平淡的话语:“以一人之功,定一世之安。”
唐高宗得知徐世勣去世的消息后,朝堂上下一片震动。朝廷追赠他为太傅,赐予他“忠武”的谥号。有人说这是他荣耀的收场,有人却认为,这是朝廷对他的防备终于彻底解除。死者无法言语,只能由活人来解读。朝堂终于失去了这位令人敬畏又忌惮的中间人,也少了一个具有重要分量的参照物。
数年之后,武则天称帝。朝堂上下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换血,那些曾经与徐世勣有过交集的人纷纷遭到贬谪或清算。唯独没有动徐世勣的后人,只因为他早已斩断了所有可能引发麻烦的关联。他的子孙无权、无职、不言,得以安稳度日。
有人在私史中写道:“徐勣非凡臣,非逆臣,亦非顺臣,而是一人之国士。”
这句话中,隐藏着帝王与老臣之间最大的隐痛——你若功过相抵,即便不死,也必须淡出朝堂。
这个人,确实太厉害了。
李世民的话,果然没有说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