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俄罗斯帝国晚期的知名政治家，1849年6月29日出生于一个信奉路德教的波罗的海德国家庭。尽管在结婚后皈依了俄罗斯东正教，但他的家庭背景仍深深影响着他的一生。

从小，维特对音乐、击剑和马术等活动充满兴趣，学术上的热情则显得稍显平凡。然而，他依然在学习上表现出色。维特在敖德萨的新罗西斯克大学攻读物理和数学科学，凭借着过人的才能，他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于1870年顺利毕业，随后又花费了一些时间钻研新闻学。

本来，维特的职业规划是成为一名理论数学教授，但由于亲戚的不信任，他决定放弃这一方向，转而投身铁路行业。在俄罗斯铁路部门，他迅速获得了重用，最终成为交通办公室主任。

然而，命运并不总是顺利。1875年，敖德萨铁路发生了一起严重事故，造成了大量伤亡，维特因此被逮捕，并判处了超过四个月的监禁。在法庭上，他为自己辩护的同时，依旧亲自指挥铁路，确保俄土战争前线的战略物资能够按时送达。此举引起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注意，在大公的帮助下，维特的刑期被缩短至仅两周。之后，维特凭借创新的双班制运营系统，成功解决了铁路的延误问题，赢得了广泛赞誉。

1880年，维特迁至基辅，并在三年后发表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论文《货物运输铁路运价原则》。在论文中，他深入分析了社会问题和君主制的作用，赢得了政府高层的支持。

1886年，维特被任命为私营西南铁路公司经理。期间，他大力提升了公司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成为了业界的明星人物。正是此时，维特有幸觐见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并与沙皇的助手发生了激烈冲突。

维特在铁路管理部门的工作足足持续了二十年，展现出的卓越能力引起了财政部长伊万·维什湼格拉茨基的注意，并最终使维特晋升为俄国铁路总监。当时，俄罗斯的铁路大多是由私营企业经营，维特上任后，开始着手扩大铁路线，并试图将铁路服务国有化。维特认为，强大的国内工业是俄罗斯免受外国竞争侵害的关键。

1892年，维特被任命为代理交通部长，获得了改革铁路税收的权力。在他的努力下，俄罗斯铁路的盈利能力大幅提升，每年为国家带来超过1亿金卢布的收入。与此同时，维特陷入了一场丑闻，他与一名已婚且皈依犹太教的女子有染，这件事严重影响了他的声誉，导致他失去了许多上层的联系。不过，幸运的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为他提供了保护，维特没有因此下台。

1892年8月，维特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任职长达十一年。在此期间，他推动了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设，力图通过教育改革培养更多工业人才，使得俄罗斯帝国的财政收入几乎翻倍。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临终前曾叮嘱儿子，要听从维特的建议，认为他是国家最为杰出的臣子。

1896年，俄罗斯的外交大臣阿列克谢·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与清朝的李鸿章签署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李洛巴诺夫条约》，也称为《中俄密约》。由于清朝需要赔偿巨额战争赔款，维特借机迫使清朝成立了由俄罗斯控股的俄中银行。此外，条约内容还包括了俄罗斯对中国领土完整的承诺，并秘密建立了军事同盟，以应对可能的日本侵略。

然而，条约的背后隐藏着俄罗斯对中国东北的野心。条约的签订进一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排外情绪，最终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达到了高潮。值得一提的是，维特在此期间并不支持俄罗斯占领辽东半岛和建设海军基地的计划，他的关注点更多放在铁路建设上。

1896年，维特进行了一项重要的货币改革，将俄罗斯卢布纳入金本位制度。这一改革大大促进了投资活动，吸引了外资流入，也推动了商业和工业税制的革新。制造业的增长速度在他的改革下，四年内增长了四倍，十年内增长了六倍。

然而，维特的改革触怒了许多保守派的权贵，经过一番政治斗争后，1903年8月16日，他被任命为部长委员会主席。尽管这个职位看似升职，实则没有实权，相当于一种暗中的贬职。

在此期间，维特代表俄罗斯参加了与日本的战争谈判，并帮助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尽管俄罗斯在日俄战争中败北，但维特通过出色的外交手段确保了国家没有在条约中做出过多让步，甚至因他的努力获得了“萨哈林伯爵”的封号。

尽管维特在外交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但日俄战争的失败却在国内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动荡，最终导致了1905年俄国革命的爆发。维特凭借自己高超的政治手腕，被任命为“第一人部长会议主席”，即相当于今天的总理，并成立了以自己为首的维特内阁，试图平息社会矛盾。然而，由于当时俄罗斯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对立加剧，再加上沙皇尼古拉二世对他始终缺乏完全信任，维特于1906年4月23日辞去职务，由戈列梅金接任。

维特于1915年2月在圣彼得堡家中因病去世。

他曾自述：“我既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保守主义者，我仅仅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这种态度在当时充满思想斗争的背景下显得格外微妙。在革命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夹缝中，维特不仅受到了革命派的攻击，也遭到保守派的敌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