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周总理一向以温文尔雅、脾气温和著称，尤其是在处理公务时，他总是保持冷静，几乎从不动怒。然而，1960年代的某一天，周总理却因一件事罕见地失去了耐心，这件事的起因便是接待外宾的安排。

那时，越南总理范文同来中国访问。虽然范文同已经不是第一次访问中国，并且和我国有着深厚的友谊，但这次的接待却因为一些安排上的疏忽而让周总理非常不满。尤其是在周总理得知越南总理被安排住进了较为简陋的三号楼后，他怒不可遏地说道：“不知轻重，让她搬走！”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故事得从1966年6月说起，那时周总理在钓鱼台国宾馆接待了越南总理范文同。这并不是范文同第一次来中国，也可以说他早已是中国的老朋友了。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那时周总理工作繁忙，他将接待任务交给了礼宾司负责。然而，让周总理意外的是，正是因为没有亲自过问，才导致了问题的发生。

见完范文同后，周总理随口询问了一句：“他住在哪里？”当听到“三号楼”时，周总理的脸色立刻变得严肃，厉声问道：“为什么这样安排？”这时，礼宾司长心里一紧，赶紧解释：“外宾较多，钓鱼台的房间都已住满，三号楼也是刚腾出来的……”他话里的意思是，考虑到国内正在举行重要会议，外宾接待任务繁重，能够腾出一个房间给越南总理已经非常不易了。

然而，周总理显然并不认同这种解释。“那六号楼呢？”周总理继续询问。礼宾司长回答，六号楼正在接待巴基斯坦的议长。众所周知，巴基斯坦和中国有着长期友好的关系，且巴基斯坦先来后到，因此他无法让巴基斯坦的客人搬走。周总理听后稍作沉思，语气中带着一些责备，说道：“我们与越南也是友好的邻邦，何况越南在抗美斗争中做出了巨大贡献，难道不该给他们安排更好的地方吗？”礼宾司长顿时愣住，显然意识到自己的处理不妥，语气变得有些含糊。

周总理马上察觉出事情有蹊跷，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最终，礼宾司长低声说道：“江同志现在正住在八号楼，她说自己喜欢住那里，所以……” 这一句话几乎揭开了所有的谜团，原来江同志因为个人喜好住进了八号楼，因此礼宾司长顾忌到她的身份，不敢轻易去打扰。

周总理再次生气了：“你们遇到问题，为什么不向我报告？怎么能因为个人原因影响到大事？这不是犯糊涂吗？”礼宾司长低着头，明知自己处理不当，面对周总理的怒气，他一句话也不敢反驳。此时他深知，在国家大事面前，任何个人问题都应该被放到一边，不能因为照顾个人情感而做出不合时宜的决定。

经过一番训斥，周总理冷静下来，叮嘱道：“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报告给我。江同志的事情我会去处理，不合适的安排必须改变。从八号楼搬出去，今晚就让越南总理住进八号楼。”说完，周总理便亲自去找江同志沟通了。

周总理处理这件事完全是站在国家的角度，考虑到越南总理到访，如何安排住处关乎中国的国际形象。无论两国关系如何，作为东道主，若把贵宾安排到狭小、拥挤的三号楼，不仅会给外宾留下不好的印象，也有违中国礼仪之邦的传统。

更有意思的是，在准备将范文同调换到八号楼的过程中，礼宾司长才知道，范文同并没有对住三号楼表现出任何不满。当他被告知将住在三号楼时，范文同虽然没有表露任何情绪，但他那一瞬间的笑意却在得知住处后悄然消失。对于这个安排，他心里显然有所不满，但碍于两国深厚的关系，他并未表现出来。

不久后，周总理亲自与江同志沟通，解释当前需要接待外宾，八号楼必须腾出。江同志也非常理解，表示自己并不知晓外宾要来，并承诺马上搬离。与此同时，礼宾司长也去找范文同，解释说由于外宾较多，八号楼才刚刚腾出，将为他提供一个更为宽敞的住所。

范文同听到这个安排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迅速整理行李前往八号楼。当他进入新房间时，脸上也重新浮现出笑容。此时，礼宾司长才明白，原来范文同一直都希望住在八号楼，因为两年前他曾经在这里住过。

相比三号楼，八号楼显然要好得多，不仅空间更大，设施也更加完备。而且事后，范文同还专门向周总理表示了感谢。周总理的细心和智慧，让中国的国际形象得到了充分体现。

作为中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总理的外交手段一直为人称道。回想当时，中国刚刚建国，国际上很多国家对中国抱有偏见，可以想象，周总理在处理外交事务时遇到过不少刁难。然而，他总是能够巧妙应对，将所有棘手问题化解于无形。

就像有一次，美国记者曾向周总理提出一个刁钻的问题：“总理阁下，我们美国人走路都是抬头走路，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走路都低着头？”话音刚落，现场传来一阵不怀好意的笑声。周总理微微一笑，沉稳回答道：“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因为你们美国走的是下坡路，必须抬头，而我们中国走的是上坡路，所以要低头。”话音刚落，现场掌声雷动，那位记者则沉默不语。

周总理凭借着幽默和智慧，不仅为中国赢得了尊重，也为中国在国际间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无论面对多么棘手的外交问题，他总能以巧妙的方式化解，展现出卓越的领导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