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萧克踏入平西，出任冀热察挺进军司令，而他的新政委是陈漫远。当时，陈漫远正在晋察冀第三军分区担任司令。冀热察挺进军的级别略低于晋察冀军区，但要高于第三军分区。从这一角度看，陈漫远从第三军分区司令调任冀热察挺进军政委，实际上算得上是升职了。

然而，陈漫远却对这一任命表示拒绝。当时，他正与副手黄上将发生着激烈的矛盾。黄上将擅长战斗，且对政工干部深有偏见，而陈漫远则是资深的政工干部，黄上将对他总是心存不屑，常常冷嘲热讽。政委王平多次调解，然而始终收效甚微。两位领导人矛盾不断，陈漫远自然不愿在这种氛围下离开熟悉的岗位，尤其是即将被调走的情况下，他难免心生不满。毕竟，作为一把手，被迫调走，岂能不心有怨言？再加上新单位的环境不容乐观，工作开展必然受到诸多困难。因此，陈漫远最终决定留在晋察冀第三军分区，而拒绝赴平西担任冀热察挺进军的政委。

陈漫远的拒绝，导致了冀热察挺进军不得不在短时间内找到新的政委，萧克于是临时兼任了这一职务，成为了军政一肩挑的“顶梁柱”。就这样，萧克成为了冀热察挺进军的实际掌舵人。不过，陈漫远不来平西上任，对挺进军以及萧克的工作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首先，冀热察挺进军的权力过于集中，缺乏必要的制衡。萧克兼任司令与政委，同时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几乎将所有重要职能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极度集中的权力结构，显然没有留给其他干部足够的空间，缺乏制衡机制，逐渐为日后高志远被处决埋下了隐患。若当时陈漫远担任政委，他必然会在军政委员会中占据一个重要席位，这样，政治部主任伍晋南的角色也就被边缘化了。当时，关于高志远是否该严惩的表决中，萧克和马辉之主张惩处，而宋时轮和邓华则表示不同意。此时，伍晋南的一票显得至关重要，最终，他支持了萧克，导致高志远不久后被处决。

若陈漫远在场，情况很可能会有所不同。毕竟，高志远在冀东抗联有着极高的声望，且被指“勾结吴佩孚，准备叛变投敌”的证据完全来源于他的秘书陈飞的单方面陈述，缺乏实质性的证据支持。陈漫远深知政工工作的重要性，擅长从政治和人性角度分析问题，不会轻易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对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做出严惩决定。如果他投了反对票，局面就会变成三票反对，这样高志远的命运或许就会有别的转机。如果高志远未被处决，抗联支队的士气不会如此动摇，冀热察挺进军的力量也不会因此大幅削弱。

而且，1939年时，八路军的政委通常具有最后的决定权。如果陈漫远上任，他便能在一定程度上对萧克形成制衡，避免权力过度集中，给其他高级干部提供更多的发挥空间。也许，宋时轮、邓华、程世才等人也不会因此离开，冀热察挺进军后续“无将可用”的窘境也不会发生。

即便这些因素未能改变，陈漫远仍可以在冀热察挺进军最困难的时刻发挥重要作用。1941年，冀热察挺进军的主力部队已经被迫撤退到百花山以南的山区。这一地区土地贫瘠，民众艰难度日，难以提供足够的物资支持近万人的脱产人口。在这一困境中，除了冀热察挺进军6000多人的主力部队，还有地方武装1000人、党政机关干部及机关人员2000多人，甚至连报社和剧团也都需要人力物力支持。百花山南部的贫困状况，使得当地几乎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脱产人员。

萧克虽是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但在政工方面的能力相对较弱，兼任政委后，他并未对这一困境作出有效改进。百姓的负担逐渐加重，情绪也开始不满，最终引发了“民变”。为了填补战斗中的人员空缺，萧克开始征兵。但由于宣传工作不到位，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强迫命令”的现象，局势愈发复杂。最终，民变只能靠杨成武的驰援才得以平息。

如果陈漫远担任政委，他必然会对冀热察挺进军的人力资源进行合理调整，精简脱产人员。他会明白，在老百姓已经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过多的机关人员必须精简，尤其是报社和剧团这类可以压缩的部分。他会将这些精简下来的人员调入战斗部队，弥补战斗中的人员损失，避免通过征兵引发更大的民变。这样，冀热察挺进军的力量将不至于受到削弱，萧克也就不必因为这次民变而陷入困境。

总的来说，陈漫远未能担任冀热察挺进军政委，对萧克的影响显而易见。萧克虽然精力充沛，却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缺乏有效的帮手和支持，尤其是在政工管理方面。过度集中的权力结构、政工方面的经验不足，以及没有合适搭档的情况，最终导致了冀热察挺进军未能在平西取得预期的突破。这无疑是萧克心中的一个巨大遗憾。

本文参考资料：《1942年6月19日分局在姚许考察后关于平西工作向中央北方局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