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上有一个奇特的评价习惯——喜欢用“四”来总结一个时代的最高成就。从“初唐四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到“楷书四大家”（欧、颜、柳、赵），再到“宋四家”（苏、黄、米、蔡），无不如此。

这种归纳方式简洁有力，便于记忆和传播，却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名额有限，必有遗珠。为了凑齐“四”这个数字，许多同样杰出的书法家被排除在外，成为历史的陪衬。

而其中最憋屈的，莫过于宋徽宗赵佶——一位本该代表一个时代书法巅峰的宗师，却因“四”的束缚而被边缘化。

赵佶的书法成就有目共睹，他独创的“瘦金体”刚劲犀利，如屈铁断金，在书法史上独树一帜。他的行书、草书同样精妙，笔法灵动飘逸，丝毫不逊于“宋四家”中的任何一位。

然而，在“宋四家”的既定框架下，赵佶竟无缘代表宋朝书法，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更讽刺的是，他甚至在楷书领域也无法跻身“四大家”——欧、颜、柳、赵（孟頫）的名单里，褚遂良虽然也未跻身楷书四大家，但是他是初唐四大家之一，也算是对他书法的认可，相比之下赵佶真的缺少一张顶级证书。

赵佶的遭遇，正是“四”字评价体系的最大弊端——它让某些本可代表时代的宗师，因名额限制而被强行压制。

“宋四家”的评选，更多是基于文人书法的传统审美，而赵佶的瘦金体因其独特的宫廷气质，或许未能完全符合这一标准。

但若论创新性、影响力，瘦金体丝毫不亚于苏轼的“石压蛤蟆”或黄庭坚的“长枪大戟”。

赵佶的憋屈，不仅在于他被排除在“宋四家”之外，更在于后世对他的评价往往局限于“亡国之君”的阴影中。

人们常因他的政治失败而低估其艺术成就，甚至认为他的书法“过于锋芒毕露”，缺乏“中和之美”。然而，艺术的价值本就不该受政治成败左右，赵佶的书法造诣，理应得到更公正的对待。

这种人为的“四”字框架，让书法史变得整齐却单薄，掩盖了艺术本该有的丰富性。艺术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强行凑“四”，只会让某些本应被铭记的名字显得暗淡。

赵佶的瘦金体，至今仍被广泛学习，甚至成为现代设计的重要灵感来源，这恰恰证明了他的艺术生命力。

如果书法史的评价能更开放，或许赵佶会被视为宋代最具创新精神的书法家之一，而非被“四”字体系排除在外的失意者。

他的憋屈，不仅是个人遭遇，更是整个艺术评价体系的局限——我们是否太依赖简单的惯性归纳，而忽略了艺术的多元？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书法史，应当跳出“四”的束缚，给予那些被遗忘的天才应有的地位。

赵佶的瘦金体，不该因“宋四家”的存在而被矮化；同样，书法史上的许多大家，也不该因“四”的框架而被忽视。

艺术的价值在于独特性，而非是否符合某种既定排名。赵佶的憋屈，提醒我们：历史评价，应当更包容，更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