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须经过我们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抬押价之事，以保证两帖顺利购回，所需价款确数，可由我方在香港银行与中南胡惠春及物主郭昭俊当面商定，并电京得批准后垫付，待《中秋帖》及《伯远帖》运入国境内拨还。”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这封1951年11月5日的信，见证了国宝“三希（同稀）”中“二希”被重金追回的惊险历程。

“三希”是清乾隆收藏的三幅书法巨作：署名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共28字，被誉为“二十八骊珠”；署名王献之的《中秋帖》共22字，乾隆亲题“至宝”；署名王珣的《伯远帖》共47字，启功先生称“非摹是写最精神”。

《快雪时晴帖》已被确认为唐人双钩填墨摹本，《中秋帖》可能是宋人米芾临本，《伯远帖》被多数学者确认为真本，是东晋存世的唯一书法真迹。

“三希”变“一希”，可宋代之前，几乎无人视王珣为书法家，只在称赞他的爷爷王导、他的父亲王洽和他的弟弟王珉的书法时，才会顺便提到王珣。明清时，王珣一跃成了“三王”之一。

1951年，《伯远帖》被故宫博物院收藏，2012年，列入《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清单》，2015年、2019年曾公开展出过，何时再与公众见面？只能等待。

王珣为何能“神之逆袭”？《伯远帖》也是摹本吗？王珣究竟是怎样的人……本文试予钩沉。

（晋）王珣《伯远帖》

“矮个主簿”记性好

王珣出身于赫赫有名的琅琊王家，祖上是秦将王离，后人王祥在西晋官至三老。永嘉之乱（311年，匈奴刘渊攻占西晋都城洛阳，晋怀帝被俘，西晋于316年灭亡）后，王导、王敦辅佐司马睿南渡，定都建康（今属南京市），建东晋。登基大典上，司马睿几次招王导共坐御床，王导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司马睿才放弃。

司马睿让王导主内政，王敦主军事，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

据宋代邓名世在《古今姓氏书辩证》中统计，琅琊王家“自（王）吉以下，更魏晋南朝，一家正传六十三人，三公令仆五十余人，侍中八十人，吏部尚书二十五人。”

王导奉佛，管理上重“宽和之道”，弥合了南北士族冲突。据《世说新语》，一次他的主簿（相当于办公室主任）要检查属下公文账簿，王导却说：“我只想和你聊聊天，对琐碎的文牍没兴趣。”

王敦二次叛乱并失败后，琅琊王家被皇权排斥，“已为乙族”，子弟难再“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只能靠自己。王珣20岁时给大司马桓温当秘书，与谢安（东晋名臣，后任淝水之战总指挥）同事，不久升为主簿。桓温说：“谢掾年四十，必拥旄杖节。王掾当作黑头公（少年而居高位者）。皆未易才也。”

王珣娶谢安四弟谢万的女儿，而他弟弟王珉娶了谢安的女儿。

桓温、桓玄父子谋篡，王珣为他们出谋。王珣记忆力惊人，军中“文武数万人，悉识其面”。王珣矮，同事郗超任记室参军，是大胡子，时人开玩笑：“胡子参军，矮个主簿，能让人喜，也能让人发怒。”

王家后人不忠君

桓温篡权失败后，王珣立刻把自己择干净，让谢安十分鄙视，令王珣和王珉的妻子立刻与他们离婚，“由是二族遂成仇衅”。

王珣有文采，他的《经酒垆下赋》被收入《裴子语林》（裴启著，记录从汉至晋的名人妙语），桓温称书中两条提到自己，皆不真实，致该书影响骤降。

据学者钟书林钩沉，文人在作品中编造自己与名人的交往故事，骗点流量，本是西晋左思《三都赋》以来形成的风气。裴启只是自称与谢安喝过酒，谢还夸了他，无伤大雅。谢安发飙，一是据《世说新语》记：“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影响太大，谢安不愿让王珣作品传世，以致今人读到的多是残篇。二是庾龢使坏，故意拿《裴子语林》逗谢安，庾家也是高门，也想压琅琊王家一头。

谢安去世时，王珣试图缓和关系，“直前哭之甚恸”。谢安夫人去世，葬礼逾制，引朝中官员不满，时王珣任仆射，“犹以前憾缓其事”，但谢安的儿子谢琰“闻耻之”，根本不搭理王珣。

王珣埋头向上爬，官至尚书令等，因皇帝知道他和谢安有矛盾，用他来牵制谢家。王导后王珣一房最显贵，到宋、齐时，“仍世台司，位望第一”，不过，王家后代再没掌过军权。

王珣不是琅琊王家子弟中最会钻营的，其堂弟王谧竟抛弃门户之见，与出身布衣、当时还没成名的刘裕往来，并劝：“卿当为一代英雄。”刘裕年轻时欠巨额赌债，王谧替他偿还。刘裕篡夺东晋江山后，王谧被重用，王家后人王弘、王昙首、王华等都在新朝当官。

董其昌慧眼识王珣

琅琊王家多书家，《晋书》称：“（王珉）善行书，名出珣右。时人为之语曰：‘法护（王珣的小字）非不佳，僧弥（王珉的小字）难为兄。’”明代王肯堂也说：“元琳（王珣的字）书名当时为弟珉所掩。”

学者许春光钩沉，北朝王愔在《古今文字志目》中，列魏晋善书者58人，有王导、王洽、王珉，无王珣；南朝书法家庾肩吾在《书品》中，品评齐梁间书家123人，王珉是“中之上”，王导、王洽是“中之下”，王珣连“下之下”都没排上；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中，录秦至晋能书者69人，有王导、王洽、王珉，仍无王珣。

直到宋《宣和书谱》记御府藏品，才提到王珣的《三月帖》《伯远帖》，宋人更喜王珣的草书。学者董帅发现，从史料看，宋代有两个《伯远帖》，不知哪个传到今天。

直到明代董其昌时，王珣才逆袭。董其昌赞《伯远帖》：“晋人真迹唯二王尚有存者，然米南宫（米芾）时大令（代指王献之）已罕，谓一纸可当右军五帖，况王珣书？视大令不尤难觏（音如购，意为见）耶！既幸予得见王珣，又幸珣书不尽湮没，得见吾也。长安所逢墨迹，此为尤物。”

意思是王珣真作罕见，所以珍贵，董其昌赞该帖“潇洒古淡，东晋风流”。董帅指出：“董其昌建立了一套以‘淡’为核心、以‘古’为标尺的审美体系，他希望用‘淡’和‘古’来勾勒一条书法正宗的脉络，其中‘古淡’成为‘东晋风流’的时代风貌和具体呈现。”

董其昌是“帖学”最后一位大师，但用“古淡”称《伯远帖》，未必合适。

乾隆鉴宝 三个错俩

《伯远帖》自宋以后传承有序，清乾隆时收入三希堂。作家祝勇称三希堂是“帝国的博物馆”，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时，藏历代名家134人的墨迹340件，拓本495种。

乾隆确信“三希”都是东晋真迹。乾隆先后5次对《伯远帖》题识，并作《枯枝文石》图，称：“唐人真迹已不可多得，况晋人耶。”在《快雪时晴帖》上，乾隆盖了70多个印章，帖前写“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八个小字和“神乎其技”四个大字，极赞：“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日本学者将其拍照放大后，发现双钩填墨的痕迹明显，字欠生动。

至于《中秋帖》，乾隆也称“神韵独超，天姿特秀”，还表示，大内藏王献之墨迹多为唐人钩填，唯此本是真迹，二十二字神采如新。

乾隆嗜书，字也写得好，为何三帖竟看错两帖？古代书画鉴定难，没有现代检测设备，看错不奇怪。《快雪时晴帖》《中秋帖》虽非真品，但作为中国书法史发展的见证，依然是国之重宝。

清代灭亡后，小皇帝溥仪仍住在故宫中，宣统出宫后，民国政府入宫点收，还发现一沓账折，记录宣统以“赏赐某某字画件”的方式，将国宝偷运宫外变卖的事实。后来故宫博物院据此编印成“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失落的字画手卷，竟达两千件之多，其他如宦官宫人私自偷出宫外的，尚不在其内。《伯远帖》《中秋帖》可能是在此阶段遗失的。

还有一种说法称，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让手下鹿钟麟带兵驱溥仪出宫，混乱之际，瑜皇贵妃将“二希”偷偷带出了宫。

奇怪“充”字难解释

《伯远帖》的真假一直有争议。

清代吴其贞最早疑伪，他在《书画记》中说：“王珣《伯远帖》一卷，纸墨佳，盖唐人廓填也。”日本学者外山军治亦持此论，均无据，只是个人感觉。清代安岐针锋相对：“《伯远帖》卷，牙色纸本。行草五行，字大寸许。有自然沉着之气，非唐摹双钩者。”

鉴定大家徐邦达先生（被业界尊为“徐半尺”，展卷半尺，便能识真伪）看真：“此则放笔直书，因此锋棱转侧之间，又自不同。曾映日光细审，笔丝墨迹，历历可睹，更为明证。”“平生所见晋人名书，此帖最为可信是真迹。”

学者李宁发现，《伯远帖》上留有南朝押署墨痕“充”字。他指出：“南朝押署是宋、齐、梁、陈内府鉴藏法书名迹使用的主要手段。内府对搜集上来的古法书科简辨伪，区分优劣，重新装裱。负责押署的人物多是围绕在皇帝身边工作又擅长书法鉴赏的官员，大多担任中书舍人等文官之职。鉴藏者在一卷中的每个纸张接缝处书写个人名姓的方式与官办公文的处理手法相同，省略姓，只写名。”

梁武帝嗜书，命朱异、徐僧权、唐怀充、姚怀珍、沈炽文等重裱内府旧藏，他们在作品上留“僧权”“怀充”“异”等字。据《述书赋》：“繁多乃怀充。”即唐怀充的押署多。唐代中期，这些作品流入民间，为免麻烦，收藏者常将其剪去。

唐代摹本常仿南朝押署，却不合规矩。《兰亭序》上有徐僧权的押署残影，却把“僧权”写成“僧”，《伯远帖》上只有“怀”，而非“怀充”，是否说明它也是唐朝摹本？

国宝终于回故宫

《伯远帖》《中秋帖》出宫后，为掩人耳目，被卖到名为“品古斋”的小古董铺中，又被郭葆昌（字世五）收藏。

郭葆昌早年在西华门德聚成古玩店学徒，后被袁世凯任命为九江监督，在景德镇督造“洪宪瓷”。庄严先生记：“1933年……当局惟恐爆发战事，于是便将文物南迁。第一批由我与同仁负责押运，临行前，郭世五先生特别邀请马院长（马衡）及古物馆馆长徐鸿宝森玉先生和我到他家吃饭（就是坐落在北平秦老胡同的解斋）……饭后并取出他所珍藏的翰墨珍玩，供大家观赏，其中赫然有中秋、伯远二帖。三希帖为人间至宝，人世间众生芸芸，几人能有机缘亲临目睹一面，而他个人居然独拥其二，实在值得自负。那时候郭先生曾当着来客及公子郭昭俊的面说在他百年之后，他将把他拥有的此二希帖，无条件的归还故宫。”

1949年，郭昭俊携二帖到台湾，希望“赏”他一点报酬的条件下，将二帖“捐赠”出来，可庄严实在申请不到钱。传说郭昭俊曾想“献给”宋子文，宋子文没敢收。

郭昭俊只好将二帖带到香港，抵押给一家英国银行，眼看押期将至，将被拍卖。周总理知道后，立刻批了50万港元，由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广东银行香港分行经理徐伯郊和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徐森玉等组成秘密收购小组，收购成功后，由马衡等带回北京。

据《马衡日记》，抵押本息共港币458376.62元，另付郭昭俊3万元。这一年，中国外汇储备仅1.57亿美元。今天看，这笔交易实在太值了。（责编：沈沣）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者: 蔡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