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毕加索、达利与超现实主义艺术——19世纪以来西班牙油画真迹展”在山西省博物院开展。有5件毕加索真迹，8件达利珍品，共23位西班牙艺术巨匠75件真迹展出。展览汇集西班牙毕加索、达利等23位艺术家的75件经典作品，涵盖雕塑、油画、陶瓷、混合媒介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这些作品全部为大师真迹，其中不少作品为首次来华。

毕加索的油画作品《蓝眼睛的女人》。 周博浩 摄

此画作描绘了毕加索缪斯女神玛莉·德雷莎(Marie-Therese Walter)婉约静美的一面，玛丽是毕加索1927年结识的情人，两人关系隐秘，她的形象常以圆润曲线和柔美色彩呈现，成为毕加索“金发缪斯”的象征。毕加索以柔和的曲线和变形手法描绘其情人玛丽，画中人物金发柔顺，色调明亮，融合了梦境般的风格，象征玛丽温柔的特质。19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与二战阴影，促使毕加索在作品中融入更多社会批判与心理张力，帽子在画中既是时尚元素，也被赋予身份隐喻(如母性、权力或情感竞争)，毕加索的“戴帽子的女人”系列不仅是艺术风格的实验场，更是其情感生活的镜像。

毕加索作品《脸》。 周博浩 摄

毕加索的艺术中，线条不仅是形态的边界，更是情感与思想的轨迹。画面中，粗粝而自信的墨迹在纸面游走，寥寥数笔便驯服了三维世界的复杂性。毕加索摒弃传统肖像的明暗塑形，转而用交错的弧线、锐利的折角与疏密相间的节奏，将五官拆解为符号般的几何单元。画面的大面积留白是毕加索精心策划的戏剧舞台。未被线条占据的虚空并非缺席，而是以负空间的形式参与叙事。线条与留白的对抗与共生，让观者在“少即是多”的哲学中，重新思考存在与虚无的辩证。

毕加索的陶瓷作品《严巴布》。 周博浩 摄

这件作品是毕加索与法国马杜拉(Madoura)陶瓷工作室合作的杰出成果。1946年，毕加索在法国瓦洛里斯的马杜拉工作室开始了他的陶瓷创作生涯。他将绘画与雕塑的技法融入陶瓷创作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Yan Barbu》诞生于毕加索晚年对陶瓷艺术的深入探索时期，是一件红陶质地的陶瓷水罐，表面装饰有黑色的釉下彩。这件作品采用了部分雕刻和手工绘制的技法，展现出毕加索在陶瓷创作中的独特风格。

毕加索的绘画作品《举起手臂的裸体》。 周博浩 摄

这幅作品创作于毕加索艺术生涯的黄金时期，深刻展现了他对女性形象与人体结构的探索。画中女性高举双臂，似拥抱天空与世界，尽显力量、动感与自由。毕加索以简洁精准的笔触勾勒出她流畅富有弹性的身体线条，突破传统写实束缚，大胆夸张变形身体比例结构，赋予画面独特视觉张力。

达利的雕塑作品《胜利的天使》。 周博浩 摄

萨尔瓦多、达利的作品将怪异梦境般的形象与卓越的绘图技术相结合，深受文艺复兴大师绘画技巧的影响。该作品通过雕塑的形式展现了胜利与希望的主题，是达利将传统象征与现代艺术手法相结合的典范。作品中，天使的形象象征着希望与胜利，而其姿态和造型则展现了达利对空间和三维结构的深刻理解。达利的作品常常将现实世界中不连贯的片断混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梦境般的效果。

达利的雕塑作品《长颈鹿维纳斯》。 周博浩 摄

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1904-1989)于20世纪中叶创作了此件作品，其为艺术家对古典艺术形象的创新性重新诠释。该作品以古希腊雕塑《米洛的维纳斯》为灵感源泉，巧妙地将爱与美的化身——维纳斯的形象，与长颈鹿的独特特征融合为一体。在这件雕塑中，维纳斯的头部被安置在长颈鹿的修长脖颈之上，这种独特的组合不仅彰显了女性的优雅气质，更赋予了作品一种如梦似幻的超现实主义色彩。达利巧妙地将长颈鹿的颈部与维纳斯的身体相融合，同时在胸部巧妙地加入了“抽屉”这一元素，这是其作品中常见的象征符号，其灵感源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用以象征潜意识中隐藏的欲望。这种独树一帜的设计，不仅突破了传统雕塑艺术的边界，更完美地展现了达利对古典美学与超现实主义的深度融合。

达利的陶瓷作品《安息日》。 周博浩 摄

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的艺术创作涉猎广泛，涵盖绘画、雕塑、珠宝设计及陶瓷艺术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与精湛技艺。他的瓷盘作品，无疑是其艺术天赋的又一卓越呈现。在瓷盘创作中，达利运用细腻入微的绘画技法与炉火纯青的陶瓷工艺，亲自甄选每一种材料，不仅考量其色彩与价值，更深入挖掘材料背后的内涵与象征意义。他以严谨至极的态度在瓷盘上精心雕琢每一处细节，无论是对物体质感的精准捕捉、光影变化的巧妙运用，还是色彩搭配的和谐统一，都彰显出他超凡的艺术造诣与对完美的极致追求。

Simon Busom的油画作品《艾格阿多尔茨》。 周博浩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