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作为一种普遍的交换媒介，和商业繁荣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任何一个商业活动发达的文明，必然会有相应发达的货币体系。物物交换显然无法支撑起繁荣的商业文明。然而，中国货币的起源与发展历程却与中国历史的进程相契合，而西方的货币历史却常常与其历史叙述相矛盾，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最早的金属货币出现在中国。虽然早期的商业活动多以物物交换为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出现了天然货币——贝币。考古发现显示，中国使用货币的历史已有超过4000年，其中最早的货币便是贝币。这种贝币通常是海洋中的贝壳，有一侧有槽齿，因此也被称为齿贝。贝币常被称为钱币的祖先。在商周时期，考古出土了大量贝币，甚至在妇好墓中就出土了7000多枚贝币。此外，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也有许多关于赠送或赏赐贝币的记录。

贝币不仅在历史中有着悠久的使用时间，还对汉字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汉字中，许多与价值相关的字眼都带有贝字旁。贝币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直到西周时期仍是重要的货币形式。随着冶金技术的进步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开始使用金属货币。根据人民网的一篇文章《看见文物｜中国最古老的货币竟然是它》指出，商朝晚期出现了铜贝，其形式仿造贝壳，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铸币，时间比西方的吕底亚金币早了约400年。

在商朝铸造金属货币时，采用了贝币的外形，这符合历史的自然发展逻辑。因为在商朝时，贝币是主流的货币形态，若突然跳跃至后来的孔方兄形状，反而显得不合情理。更重要的是，金属铸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而西方最早的金属铸币是吕底亚金币，其出土时间为1904年，至今已有2600多年，发现地点位于土耳其西南部的阿耳忒弥斯神庙。这个金币的出现似乎印证了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提到的吕底亚人是最早制造和使用金银钱币的人。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对比中西方的货币发展时，有两个问题显得特别困惑。首先，中国的货币发展史非常清晰，从物物交换到贝币，再到铜币、金银币、纸币等一系列货币形式的演变，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步伐。例如，周代的铜币形态各异，赵国使用铲币，齐国使用刀币，秦国使用孔方兄，楚国则使用蚁鼻钱等。这些变化直接与当时商业活动的扩大、冶金技术的提升密切相关。宋朝由于铜资源短缺，开始使用纸币交子来替代铜币。然而，西方的货币史却与中国截然不同，一开始就出现了统一的金银圆形硬币，与中国的金属货币出现过程和形态各异，这让人不禁好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西方的货币一开始就如此完备？

其次，按照西方的历史叙述，早在2600年前，环地中海的古文明，如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就已经有了非常发达的商业文明，甚至进行大宗商品贸易。古希腊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例如，腓尼基的商业帝国在北非、伊比利亚半岛东南部、撒丁岛和西西里岛等地建立了贸易据点，进行跨海贸易。然而，问题在于，既然这些地区的商业贸易如此发达，为什么会没有出现与其经济规模相匹配的通用货币？如果腓尼基人和其他古代文明的商业如此繁荣，那么为何直到吕底亚人出现才有了金银钱币的使用？这种情况显然与西方的历史叙事产生了矛盾。

进一步来看，货币的发展——从物物交换到天然货币、金属货币，再到纸币的出现，既与技术的进步相关，也与社会发展需求息息相关，最终成为社会综合发展的一部分。中国的考古发现能够验证中国货币史的可靠性。实际上，人类每迈出一步都充满艰难的过程，都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而中国货币史正好证明了这一点。而西方的历史叙事，许多时候似乎没有像中国那样的逐步发展，许多事物似乎一开始就达到巅峰。西方的许多历史事件，像他们的货币发展一样，往往是突然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令人感到困惑。 更重要的是，尽管西方的金属货币出现得较晚，但西方的历史叙述中却提到他们曾有过高度发达的商业文明。这个不合逻辑的叙事与缺乏确凿的考古证据相矛盾，使人对其真实性产生质疑。这样一种历史叙述，如何能不让人怀疑其中的真实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