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物从民间“转正”为国有，流通渠道便悄然改变。

20万件民间藏品被征集，却只允许国有商店“合法”出售——

这是历史的馈赠，还是制度的漏洞？

在历史的长河中，国有文物商店曾是文化传承的“暗流”。公私合营改造时悄然转型，计划经济年代为出口创汇冲锋陷阵。改革开放后，它们一度被拍卖行和古玩城“挤下舞台”，甚至走向关闭。然而，近年政策一纸“松绑”，省一级文物商店集体“复活”——更名“文物交流中心”、企业化运营，甚至重登拍卖舞台。

可当“合法流通”成为口号，一个尖锐问题浮出水面： 为何民间收藏的文物不能流通，而国有商店的“征集品”却能大行其道？

一、历史的“功臣”，却成了“边缘人”

国有文物商店的诞生，是时代烙印的产物：

公私合营时期：原古玩店改造而来，承担文物保护职能；

计划经济年代：为出口创汇“扛旗”，成为国家外汇的重要来源；

历史贡献：向博物馆输送精品文物（如河南文物商店1975-1988年提供2万余件），助力文博事业。

但改革开放后，它们迅速“失势”：

拍卖公司崛起，古玩城遍地开花，国有商店因机制僵化、经营单一，陷入困境；

2000年前后，全国超半数县级文物商店关闭或转型，仅省一级机构保留。

二、政策“松绑”重燃生机，公平隐忧却更刺眼

近年，政策春风悄然吹来：

201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 国有文物商店藏品“合法、可拍卖、传承有序”；

2023年《文物市场管理办法》进一步松绑，鼓励文物流通。

省一级文物商店借此“重生”：

河南、北京、上海等地文物商店升级为“文物交流中心”，年拍卖额破亿；

2023年全国文物商店拍卖成交额同比增长35%，国有体系成最大赢家。

但“火起来”的背后，公平性疑云却越积越厚。

三、两件“文物来源”暴露制度性不公平

第一件事：民间征集文物的“双重标准”

1975-1991年， 河北文物商店从民间收购文物20余万件， 江西文物店累计收购数十万件（珍贵文物超万件）。这些文物，是当年“抢救性保护”的成果。

问题来了： 民间征集文物被“国有化”后，可合法拍卖； 而民间自藏文物（如“祖传瓷器”“老宅出土”），却因“来源不明”被禁止流通。

数据刺痛：河南省文物商店1975-1988年征集20万件，仅向博物馆移交2万件；

未被征集的民间文物，可能超18万件——这些“沉默的宝藏”，为何不能合法流转？

公平吗？若文物本无“身份贵贱”，为何民间收藏必须“被国有”才可流通？国有商店的“合法收益”，究竟是国家红利，还是部门小集体的“资源变现”？

第二件事：博物馆文物划拨的“遗留黑洞”

曾为出口创汇，博物馆将普品“划拨”给国有文物商店（如南京博物院曾低价转让数千件文物至下属商店）。

现状：

出口创汇功能早已消失（2020年国家文物局取消文物出口创汇考核），但供货渠道未变；

南京博物馆事件（2023年曝光）：下属文物商店以“内部价”拍卖博物馆划拨文物，引发公众质疑。

行业潜规则：

全国超30家博物馆下属文物商店，均沿用此模式。

仅2022年，某省博物馆划拨文物至商店的交易额超5000万元。

问题尖锐：

文物本属国家，为何能“内部流转”？博物馆的“普品”为何能被“低价转卖”？

——这不是政策漏洞，而是制度惯性在延续。

四、写在最后：文物流通，不该是“部门游戏”

国有文物商店的“重生”，本应是文化惠民的契机。但当政策将“民间征集”与“博物馆划拨”视为“合法通道”，而将民间收藏拒之门外，公平性便成了空谈。

我们追问：

为何文物来源的“合法”标准，要以“国有”为界？

为何博物馆的“普品”能“合法流通”，民间的“珍品”却要“非法封存”？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全民的财富。若流通规则被少数机构“垄断”，文化传承便成了“部门利益”的牺牲品。

政策应更透明：

明确民间文物“征集-流通”路径，建立全国统一的文物溯源平台；

杜绝“内部划拨”，博物馆文物转让必须公开竞价、收益返还文博事业。

当文物从“被国有”到“为全民”，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

你认为民间文物流通应如何规范？

欢迎留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