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除徐湖平《江南春》外，162幅傅抱石真迹也无着落？

傅抱石被列入“1911年后已故书画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其作品一律不准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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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抱石（1904年10月5日—1965年9月29日），出生于江西南昌，祖籍江西新喻（今新余市）北岗乡樟塘村，原名长生，名中洲，字庆远，学名瑞麟，号抱石斋主人，“抱石”名字来自清代画家石涛 。中国近现代中国画家、美术史论家、书法家、美术教育家 ，“新山水画”代表画家。其主要绘画作品有《屈原》《江山如此多娇》《煤都壮观》《林海雪原》《天池林海》《镜泊飞泉》等。

傅抱石出生于江西南昌建德观一带的棚户区，他的父亲傅得贵（字聚和）是一名修伞匠，母亲是傅徐氏。傅抱石另有一姐姐名为傅招弟。由于当时棚户区流行传染性肺病，所以傅抱石出生时，父母给他取名“长生”，希望他能有活命的运气。傅得贵的修伞技能是从傅抱石的爷爷那里传承下来的，按照正常的人生轨迹，傅长生以后也会继承父亲的衣钵。但是在拥挤嘈杂的市井小巷里，在身边充斥着的各种手艺人里，傅长生却唯独将目光投向了邻家的刻字摊 。

1930年3月，傅抱石与罗时慧结婚，两人育有二子四女，分别是傅益钧（傅小石）、傅益钜（傅二石）、傅益珊、傅益璇、傅益瑶和傅益玉。

1932年28岁，在徐悲鸿的举荐下留学日本，师从金原省吾攻读东方美学和艺术史。1935年31岁回国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讲授中国美术史。抗战军兴后，曾协助郭沫若从事抗战文艺宣传工作，1939年35岁寓居重庆西郊金刚坡下，并任教于中央大学与国立艺专。1946年42岁随中央大学东归南京。

1951年6月47岁，当选为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常委；1953年9月49岁，作品《抢渡大渡河》《更喜岷山千里雪》在“全国第一届国画展”展出；1954年5月50岁，当选为华东美术家协会理事；9月，当选为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1955年4月，51岁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1960年3月，56岁任江苏省国画院院长，4月，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江苏分会主席和江苏省书法印章研究会副会长，8月，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1964年10月，60岁作品《虎踞龙盘今胜昔》在“全国美展华东地区作品展览会”展出，另当选西泠印社副社长，12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5年9月29日，在江苏南京逝世，享年61岁。

为了缅怀傅抱石，江西新余人民在新余市建设路西端的龙虎山修建了占地面积29.13公顷的抱石公园，用以对这位新余籍的画家的最好纪念。傅抱石纪念馆（上图）坐落在新余抱石公园内，纪念馆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融古建筑与现代建筑于一体，富有园林建筑特色和本地风土人情。傅抱石纪念馆被列入全国、全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吸引着更多的人去寻觅一段浓墨重彩的往昔，去瞻仰一代巨匠的风采。

2007年9月30日，新余市举行抱石公园正式开园暨傅抱石雕像揭幕仪式。雕像高5米，位于新改造的抱石公园阶梯的顶端。

2023年5月，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颁布1911年后已故书画等8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的通知》，傅抱石被列入“1911年后已故书画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其作品一律不准出境。

南京博物院162幅傅抱石画作的去向争议，暴露出特殊历史时期国有文物管理的系统性漏洞。

这批画作的流转始于1966年特殊时期——傅抱石之子傅小石为保护父亲作品，将拆框后的画芯藏入皮箱，却被作为"反革命罪证"抄走。

傅小石是傅抱石的次子，在其父离世后承担起保护遗作的责任。为便于保存和转移，他将裱好的画作拆卸，去除卷轴和绫边，仅保留画芯，并折叠后装入两只航空箱中；这一举动源于对画作安全的担忧，最初藏于家中，后随家庭搬迁至玄武湖附近的文云巷。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 傅小石因保护这些画作而遭遇政治迫害，他先是被打成“极右派”，后又被定为“反革命”，家中两皮箱画作被红卫兵以“私藏反动罪证、企图叛逃”的罪名抄走，成为政治运动中的所谓“证据”；尽管傅小石本人遭受下放、入狱和判刑十年等苦难，这些画作最终在1972年由萧平清点后移交南京博物院收藏，而傅小石的妻子王汝瑜在艰难环境中长期支持他，其父傅抱石的遗孀罗时慧也代表家属表达了捐献意愿。

1972年，经画家萧平清点登记的429幅画作入藏南博时，虽带着霉斑但均具保存价值。1979年落实政策时，家属取回50幅，剩余379幅理论上应完整留存，却在2012年核查时仅存217件，162幅画作去向成谜。

这一数字差异背后，可能存在与南博其他藏品纠纷相似的操作模式。参考庞莱臣家族捐赠的虚斋旧藏事件，南博曾将多件重要文物以"伪作"名义通过"划拨调剂"流出，其中仇英《江南春》图卷先被鉴定为赝品，1997年划拨至江苏省文物总店，2001年以6800元售予不明"顾客"，最终2025年现身拍卖市场估价达8800万元。退休员工举报信揭露，此类操作可能涉及前院长徐某平利用职务便利，通过自家控制的文物商店和拍卖行完成利益输送，其家中陈设的黄花梨太师椅、宋代钧窑出戟尊等文物来源均存疑。

傅抱石作品的特殊性在于其真伪鉴定难度极低——作为画家家属直接保存的作品，有明确的创作背景和传承脉络，且家属捐赠时特意将《大涤草堂》《二湘图》等代表作留给博物院。然而南博在2012年公布的存世数量，与1979年捐赠的365件（含奖金发放记录可证）存在148件差额：为何具有明确馆藏记录的重要近现代画作会集体"失踪"？

当前江苏省文旅厅已牵头成立联合调查组，重点应核查三类证据：一是1972年萧平清点的原始登记册与1979年捐赠清册的比对；二是1980-2010年间南博"处置品清单"中是否存在傅抱石作品记录；三是退休员工举报提及的"鉴定造假""利益输送"线索与傅画流向的关联性。若调查证实傅抱石画作也被纳入"伪作处置"流程，将是比虚斋旧藏案更严重的文物管理丑闻——这不仅关乎162幅画作的物质价值，更摧毁了公众对国有文博机构"妥善保存"承诺的信任。

文物保护从来不是冰冷的数字游戏。当庞叔令为137件捐赠品执着诉讼时，当傅抱石家属面对百余幅画作去向不明的困境时，他们守护的不仅是家族记忆，更是文明传承的信用底线。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追问，终将叩问每个公共文化机构的灵魂：当"公器"二字蒙尘，我们该如何重建文物管理的透明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