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夏的一天,在上海发生了一起惊天绑架案。受害人是张伯驹,他虽然并非政府官员,也不富可敌国,但他收藏的古董字画却引起了绑匪的垂涎。这位张伯驹,正是民国四公子之一。 张伯驹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但他对仕途并不感兴趣,反而对收藏古董字画充满热情。他收藏这些珍贵文物的原因,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因为他痛心祖国的文化遗产被外流。他希望有一天能够为祖国找回这些失落的文物。因此,他几乎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收集这些古董字画,只为在国家安定的那一天,能把它们归还给祖国。


潘素焦急万分,但并没有收到警方的消息,却接到了绑匪的电话。绑匪要求200万元赎金,威胁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无法交钱,就会杀害张伯驹。然而,张家已经没有这么多钱了,潘素拼命东拼西凑,最后也只凑到了100万元。剩下的100万元,潘素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去找。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潘素心急如焚。她明白,如果能把几件古董和字画卖掉,就能凑齐赎金,但她又知道丈夫的脾气。张伯驹曾经说过,无论发生什么事,这些珍贵的文物都不能卖掉。 我张伯驹收藏的古董字画,不论发生什么事,绝对不能卖!即使钱财容易得,但这些国宝一旦流失到外国手里,我岂不是成了千古罪人?张伯驹曾经的这番话深深地烙印在潘素的心里。虽然她也知道丈夫的命在危急关头,但她最终选择放弃了卖古董的念头。 然而,绑匪并不容情,几天后,潘素再次接到了绑匪的电话,他们要求必须在一周内凑齐200万元赎金,否则就会杀害张伯驹。潘素此时几乎陷入绝望,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这个紧急关头,潘素想到了他们的证婚人孙履安,于是打电话求助。但让潘素没想到的是,孙履安此时已经破产,根本没有能力帮助她。虽然破产,但孙履安仍然义气深重,为了救朋友,他不仅陪着潘素四处借钱,还找到了一个叫孙曜东的商人。 孙曜东并非普通人,他的曾祖父曾担任清朝的高级官员,而他自己当时是上海复兴银行的行长,同时也是周佛海的秘书。得知张伯驹被绑架的消息后,孙曜东立刻赶回家,见到了潘素。 经过一番讨论,孙曜东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绑架张伯驹是为了钱,二是有可能与个人仇恨有关。于是,他开始调查张伯驹的仇人。 调查的结果让孙曜东震惊,原来张伯驹的仇人是盐业银行的副经理李祖莱。李祖莱因为未能升任经理,一直心生不满,而张伯驹被派往上海担任经理,完全压了李祖莱一头。李祖莱怀恨在心,找到了汪伪特务76号头目李士群和行动队长吴四宝,策划绑架张伯驹。 吴四宝是一个狠毒且眼光短浅的人,他曾参与过多起绑架富商的案件。这次,他也没犹豫,答应了李祖莱的请求。最终,张伯驹被绑架,并秘密关押在76号特务的住所里,期间有专人看守。 尽管张伯驹被绑架,但特务们对他并没有使用暴力,反而还提供了美酒佳肴。特务们希望张伯驹能交出一些珍贵的文物作为交换,但张伯驹始终坚定拒绝,他宁可死也不愿交出自己的收藏,因为这些文物将来必须归还祖国。 此时,孙曜东通过与李祖莱的接触,终于搞清楚了绑架的原因。孙曜东凭借与李祖莱的关系,再次施压,希望李祖莱能放了张伯驹。但李祖莱依仗76号的背景,并没有理会孙曜东的请求。 孙曜东愤怒不已,他决定坚持到底。为了避免事情扩大,李士群最终决定将张伯驹交给上海的地方军阀丁锡山处理。丁锡山接手后,迅速与孙曜东达成协议,以20根金条为赎金,张伯驹最终被释放。 张伯驹回到家后,立即向潘素报平安,夫妻俩相拥而泣。为了感谢孙曜东的帮助,张伯驹打算送他一件珍藏的《蔡襄自书诗》作为谢礼。但孙曜东拒绝了他的好意,他不愿接受这样的礼物,并带着妻子悄然离开上海。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将自己所珍藏的《平复帖》、《游春图》和《上阳台帖》等22件文物无偿捐献给了国家。他自己则安贫乐道,过上了清静的生活。张伯驹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人的家国情怀,而他所做的这一切,至今无人能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