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穿过花洲书院的古柏，在青石板上洒下斑驳的影。吕文扬没有打开画箱，而是久久伫立在范文正公讲学处。这位以江南水墨闻名的画家，第一次踏上邓州土地。他指尖轻触八百年的碑刻，仿佛能触到某种比笔墨更深沉的东西——那不是烟雨朦胧的逸气，而是中原大地特有的、带着黄土颗粒感的苍茫。

在福胜寺塔下，吕文扬终于展开速写本。十三级古塔在秋空下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赭灰色——不是青砖的陈旧，而是泥土烧制后与风雨对话四百年的颜色。他调色时特意掺了些许本地尘土，笔触变得粗粝起来。“在江南，我画的是水汽；在这里，要画出地气。”他对随行的本地文化馆员说。塔檐的风铃偶尔作响，他的笔尖在纸上游走，记录下的不仅是塔的形貌，更是光线在砖缝间游移的轨迹。有老农蹲在一旁看，忽然说：“这塔看着比真的还真。”吕文扬笑了——这是对他最高的评价。

午后，他沿着湍河漫步。这条《诗经》里流淌过的河流，水色不同于江南的碧绿，而是泛着淡淡的土黄，像稀释了的黄土高原。几个洗衣妇在石阶上捶打衣物，溅起的水花在阳光下短暂晶莹，又落回浑厚的河面。吕文扬迅速捕捉这转瞬即逝的银亮与沉静土黄的对比。他想起“澄怀观道”的古训——在这里，道不在远山淡霭间，而在洗衣妇的捶打声中，在河水与土地永不停歇的交融里。

最震撼的相遇发生在丹江口水库。面对万顷碧波，吕文扬第一次感到调色盘的无力。这不是单纯的蓝或绿，而是天空、远山、深水与云影的复合体，是几十个村庄沉入水底后化开的青黛色记忆。他放下画笔，只是看。看水面下若隐若现的旧时山脊，看远山在水雾中淡成米芾的烟峦。当地朋友轻声讲述库区移民的故事：“老家就在这水下面一百米。”吕文扬忽然明白，他要画的不是这片水，而是水所承载的、那些看不见的重量。他调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颜色——在群青中调入微量的赭石和墨，命名为“沉乡”。

黄昏时分，他登上八里岗。落日给邓州大地披上金粟色——收获后的田野、错落的村庄、蜿蜒的道路，一切都被笼罩在温暖而苍茫的光里。吕文扬没有动笔，而是打开手机，找出前两次来邓州调研的照片：作为企业家查看土壤样本，作为慈善家记录老人笑纹。此刻三种身份在暮色中叠合。他忽然懂得，这片土地最深的颜色不在表面，而在千年来人们的耕作、奉献、离别与坚守中。那是比任何矿物颜料更持久的色彩。

归途车上，速写本摊在膝头。上面有塔的坚实、河的流动、水的深渺，但更多是空白——那些尚未找到恰当色彩来表达的部分。助手问：“这次写生满意吗？”吕文扬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杨树林：“真正的创作还没开始。今天采集的不是素材，是颜料——用眼睛研磨的、邓州特有的颜料。”他计划创作一组名为《大地脏腑》的画作，不是描绘风景的表皮，而是表现土地的血肉与骨骼。

夜色渐浓，远处的邓州城亮起灯火。吕文扬想起花洲书院里范仲淹的那句“先忧后乐”。千年过去，这片土地仍在诠释着奉献与坚韧。而画家要做的，或许就是找到那枚能映照出这种精神的色彩——不是用笔，而是用脚步丈量过每处古迹的纹路、用双手触摸过每条河流的温度后，从心底生长出来的颜色。在这片古老的中原大地上，吕文扬找到了他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发现：最深邃的色彩永远沉淀在土地与人的故事里，等待懂得凝视的眼睛来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