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景喜剧《红茶坊》、滑稽戏《石库门的笑声》……今年八十岁的梁定东先生从事上海滑稽戏的创作已经六十年，以近千部滑稽戏、情景剧、独角戏和小品，在海派喜剧耕耘至今，写尽了上海滩的世态炎凉。他不仅仅是一位高产的“快手编剧”，更展现了一种文化的生命力，让我们深思如何制造快乐、传递温暖、并让这份快乐得以延续的深刻命题。

《红茶坊》里的城市脉搏

梁定东首先是一位最懂上海、最懂百姓的“生活观察家”。他的作品是直接从上海的泥土里长出来的——例如《红茶坊》。如果说滑稽戏是上海人的“面子”，那么《红茶坊》里流淌的市井烟火，就是上海人的“里子”。在茶坊的一方天地里，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转型期上海市民的心理变化。茶坊就像一个小型的社会万花筒，老板、服务员、茶客等汇聚一堂。

他写的不是茶，是人情；品的不是水，是世情。在《红茶坊》的故事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家长里短，更有新旧观念的激烈碰撞。比如，面对下岗再就业的困惑，面对外来文化与本土习俗的融合，面对邻里之间因为几块钱水电费产生的摩擦，他没有用沉重的手法去处理，而是用“梁氏幽默”，将这些沉重的社会话题举重若轻地化解在笑声中。他笔下的人物，那个精明却不失善良的老板，那个有点势利却又热心肠的阿姨，不正是我们身边活生生的人吗？

多年前，一位公交车售票员在看完梁定东老师的一部关于服务行业的情景剧后，特意写信到电视台。信里说：“编剧老师是不是在我的车上装了监控？那个受了委屈还要对乘客笑的售票员，就是我啊。”那天晚上，她是一边流着泪一边笑着看完电视的。这就是梁定东作品的力量。他敏锐地捕捉到了群众关心的现实生活——住房的拥挤、求医的焦急、子女教育的烦恼。他把这些矛盾撕开了给人看，但他不仅展示伤口，更提供良药。

笑声中的“灵魂工程师”

滑稽戏难写，难就难在“格调”。低级搞笑靠审丑，高级幽默靠智慧。梁定东一大创作特点，就是将严肃的教育意义完美地溶解在娱乐性之中。他通过精巧的结构、错位的人物关系，让道理自己“浮”出来。有一部反映社会公德的小品，梁定东老师塑造了一个爱占小便宜、喜欢“顺手牵羊”的人物。他没有安排正面人物去指责他，而是设计了一连串的巧合，让这个人物因为贪小便宜，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当他在舞台上痛心疾首、狼狈不堪时，台下的观众哄堂大笑。但这笑声之后呢？是深思。观众在笑这个人物的愚蠢时，潜移默化地完成了自我审视和道德净化。这就是“寓教于乐”的最高境界——让笑声成为最好的老师。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艺术处理，梁定东的作品不仅在剧场里创造了极高的票房，在电视播出时也屡创收视新高。他用事实证明，主旋律题材不仅可以写成喜剧，而且可以写得好看、写得叫座。观众在笑声中，内心升腾一种感动，原来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依然值得去热爱，这种亲切感是梁定东创作的魔力。

“石库门”的艺术语言

《石库门的笑声》无疑是他语言艺术的集大成者，也是海派文化的一张有声名片。梁定东更大的本事在于对语言的提炼。上海话是一种极具表现力的方言，但也容易流于琐碎。在《石库门的笑声》系列创作中，梁定东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将“弄堂语言”提炼成了“艺术语言”。石库门，是上海的建筑符号，更是上海人的精神图腾。他用语言为这个正在快速变迁的城市通过来存档。他善于挖掘那些即将消失的、极具韵味的上海老话，巧妙地运用歇后语、双关语以及地方戏曲的韵白。

比如他写石库门里的“七十二家房客”，写早晨上班前的寒暄，写黄昏后乘凉的闲谈。那些看似平常的对话，经过他的提炼，变得节奏铿锵、韵味无穷。三言两语之中，几个特定的虚词和语气的转折，一个活灵活现的“小市民”形象就立住了；一段关于“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精辟论述，瞬间就能勾起几代上海人的集体回忆。这种语言的魅力，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无论是曾经居住在石库门的老克勒，还是如今在高楼大厦里的新上海人，都能在《石库门的笑声》中找到共鸣。他让观众明白，上海话的幽默不仅仅是滑稽，更包含着一种达观、一种智慧、一种在困境中依然保持体面的生活态度。

滑稽戏内外的传承忧思

当我们重温《红茶坊》的温馨与《石库门的笑声》的隽永时，更多的是一种紧迫感，甚至是一种深深的焦虑。

梁定东如今依然笔耕不辍，依然是那个“随叫随到”的救火队员。每当团里需要好本子，每当晚会需要压轴的小品，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依然是梁定东。这固然是梁定东老师的艺术生命力旺盛，但从另一个侧面看，这难道不是滑稽界的悲哀吗？

“千军易得，一剧难求”，而一剧之本的背后，是创作人才的极度匮乏。目前的上海滑稽界，演员不少，但能写好本子的编剧，凤毛麟角。好多在全国获奖、在观众中留得下口碑的作品，依然出自梁定东一人之手。滑稽戏创作出现了严重的断层。滑稽艺术要发展，人才培养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这是一个极其严峻的现实。如果我们不能抓紧时间，趁着梁定东老师身体尚健，挖掘和培养一批青年编剧，从他那里汲取经验、传承技艺，那么，当老一辈艺术家真正封笔的那一天，或许就是正宗“海派滑稽”式微之时。我们急需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青年编剧培养机制。我们需要让年轻人沉下心来，像梁定东老师当年写《红茶坊》那样，走进弄堂，走进社区，去感知时代的体温，去学习如何把生活变成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