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炜

我写作艺术人物传记有个特点，即我会始终自觉地从艺术品收藏史的角度出发进行创作。而写作《唐伯虎传》的动机，则关涉我的另一本人物传记《董其昌传》。

《唐伯虎传》

孙炜 著

中信出版集团

窃以为，在中国书画史和艺术品收藏史领域，凡涉及传统书画艺术品的真、假、优、劣等核心问题，始终绕不过一个历史人物。这个人就是董其昌。董其昌是晚明极具争议的大才子。此公的确是一位划时代的艺术史论大家、一位集大成的鉴赏大师、一位影响深远的书画名家、一位治学严谨的史学家，更是一位成功的书画商人。在生前，他就已被推崇为一代鉴赏宗师。将其誉为中国艺术与收藏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实不为过。

《董其昌传》

孙炜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早在撰写《董其昌传》之前，我就已经开始收集《唐伯虎传》的各种史料，前后历时十年。因为我始终认为，滥觞于明代的中国第二次艺术品收藏的高峰期应该始自弘治中兴年间，至崇祯年落幕，比始自嘉万年间之说更早，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品收藏的历史周期。它像任何历史事件一样，包含着起、承、转、合等阶段。明四家之一的唐伯虎和其他吴门艺术家，拉开了这道厚重的历史帷幕，而董其昌的生命则伴随收藏市场的发展走向高潮，直至落幕。

我写唐伯虎和董其昌，看似专注于单一的人物，实则将他们融进了时代的大环境之中，谨慎地剔除掉那些关于天才的夸大其词的史料，尽量体现出他们平凡而鲜活的生活，并以此来探究他们生命发展的真实过程。所以，我认为自己所写的不仅是个体的传记，更是明代艺术品收藏高峰期的发展历史。

唐伯虎和董其昌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若把他俩生活的时间贯通来看，则很有意义。

唐伯虎生于成化六年（1470年），董其昌逝于崇祯九年（1636年），两人生命所经过的时间加起来，共是166年，而整个明朝的历史共276年，他俩所经历的时间占据了明代后半程的一大半时光，而明代的弘治中兴、嘉靖中兴、万历中兴这三大中兴，均发生在其中，此阶段正是大明帝国走向繁荣昌盛，又走向灭亡的时期，也是明朝的艺术品收藏市场从兴盛步入繁荣，再走向高潮，直至落幕的历史过程。

唐伯虎在科举道路上攀登时，意外遭遇了所谓的“会试舞弊案”，导致其人生出现了断崖式跌落，继而滑向千百年来读书人若不能科举成功，必将“白首穷儒”的末路。幸运的是，唐伯虎遇上了弘治中兴——明代收藏高峰期自此发端，他转而以职业书画家的人生定位，从毁灭中崛起，最终在艺术上获得了重生。

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是艺术品收藏市场兴盛的必然条件，也印证了民间俗语“盛世兴收藏”的道理。

至嘉万年间，收藏热潮进入巅峰时期。董其昌开始崭露头角。他本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书生，连出门的盘缠都要依靠好友资助。然而，他有幸遇上了艺术品收藏高峰期，大发其财，一跃成为江南富裕之地松江府的首富，自此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可是，董其昌去世不过八年的光景，明朝帝国就轰然倒塌了。历史犹如一幕幕戏剧，时代的沧桑巨变，怕是连戏剧家也不敢如此预构。

如果把自明朝掀起的中国历史上第二次艺术品收藏热潮比作奔流的大江，那么，唐伯虎显然已立于涛头，鹰扬天下；董其昌则涉于江尾，独步千里。隔着时空，首尾呼应，尽是风流人生。

当明朝的收藏高潮来临时，船头上伫立着唐伯虎等一班人；百年后收帆，已经换成了董其昌等人。而这两位才子，都是收藏热潮中涌现的弄潮儿。他们的生活，赖于兴盛的书画市场；他们的身影，已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两座丰碑。

我在写作《唐伯虎传》和《董其昌传》时，遵循着这样的一个创作思路：既然两位才子俱是以书画擅名的艺术大家，那么就不应仅仅依托主人公的生平事迹来写，而是要锚定他们遗存至今的那些重要作品（主要是中外博物馆的藏品），并与存世史料结合在一起，来追寻那些已经远去的人物与事件，以期竭尽全力还原他们的真实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