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播知识 滋润心灵

在丰富多彩的中国通俗文艺中，以曲艺的流传最为广泛，影响也最大。内容再浅近的小说，遇到目不识丁的文盲，也没有办法进行阅读欣赏，相比小说，以说唱为主要演出形式的曲艺没有文字障碍，可以说是零门槛，人人可听可看；相比舞台角色搬演的戏曲，曲艺没有乐队、角色搭配等人数上的硬性要求，成本更低，往往一个人就能独立完成演出。

《中国戏曲、曲艺》

曲艺这种无障碍、低成本的特点使其走向千家万户，更为深入人心，其影响早已超出审美欣赏的范围，成为兼具多种功能的文化艺术载体。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中国古代，文盲占人口中的大多数。据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5.5亿人口中有4亿多是文盲，文盲率高达80%，那些文化不普及的农村地区文盲率更是高达95%以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16：通过社会创新促进包容性的人类发展》，中译出版社2016年版）。新中国成立初期如此，此前各个朝代的情况只会更严重。

在此情况下，以曲艺为代表的通俗文艺通常是很多平民百姓一生中接触到的唯一可以称作文化的东西。

在文化不发达、教育不普及的广大农村地区，对广大民众来说，曲艺就是他们的百科全书，是他们获取文化知识的主要来源，而作为书面文体的小说往往要通过改编搬上舞台才能产生影响。

《说唱文学文献学述略》

毫不夸张的说，即便一位偏远山区的老婆婆目不识丁，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她照样可以对诸葛亮、关公、岳飞、杨宗保、穆桂英、包公等人的事迹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显然，她的知识来源肯定不是《三国志》、《宋史》等史书，而是对基层民众几乎达到全覆盖的曲艺，或来自鼓词，或来自评书，或来自弹词，或来自木鱼歌。

中国曲艺内容广泛，所涉及的知识涵盖历史、法律、天文、地理、民俗等各个方面，对那些足不出户的民众来说，曲艺如同一扇窗户，为他们打开了外面的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绮丽风景，开阔了他们的眼界。

这正如鲁迅所言：“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鲁迅《马上支日记》）这里所说的戏文是个笼统的说法，显然也包含曲艺在内。

蔡元培也有类似的认知：“小说于教育上尤有密切之关系，往往有寝馈其中而得获知识者。”（《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演说词》）

《蔡元培论红楼梦》，苗怀明整理，商务印书馆2025年8月版。

曲艺的知识传播有时是无意的，有时则是有意的，如其中的一些贯口，比如相声中的报菜名、地理图等，有意罗列或穷尽一类事物的名称，显示出更强的知识性。这说明观众对这类知识是愿意接受的，是欢迎的，否则艺人不会以此作为卖点。

知识的传播之外，中国曲艺实际上还承担着道德、情感方面的教育功能，也可以说是人生教科书，一般民众大多没进过学堂，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他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很大程度上来自曲艺为代表的通俗文艺，也许他们不能准确说出精忠报国、忠义双全的具体含义，但他们会将其作为自己及子女的人生理想和追求，曲艺作品中的盖世英雄如杨家将、岳家将等是他们效仿的榜样。

说唱艺人绘声绘色、声情并茂的表演还起着示范效应，民众由此学会了交流情感，表达情感。

尽管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居于主流地位，但以曲艺为代表的通俗文艺在民间所起的作用可以与之分庭抗礼，影响还要更大更广泛。

《中国曲艺史》

可以说，一位走街串巷的说唱艺人不仅仅是一位靠卖唱养家糊口的民间艺人，他同时还是一位知识文化的传播者，以生动可感的文艺形式普及文化知识，潜移默化的进行着道德、情感教育。

朝廷和官府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不断对那些不符合自己统治需要的曲艺作品进行查禁，同时也借助曲艺的形式如宣讲、善书等，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教化。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中国古代，曲艺除了审美愉悦，还承担着教科书的功能，传播知识，滋润心灵，对民众所起的作用及影响是多方面的。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是其他艺术形式无法取代的。

《清代曲艺史》

二、乡土气息，形态鲜活

曲艺是平民百姓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鲜明的民间色彩和乡土气息，就其内容及表现形式来说，较之小说戏曲更为通俗流行，深受市井细民、乡野村夫的喜爱，但同时也受到主流文化和正统文人的歧视和排斥，屡屡被视为淫词邪说遭到查禁。

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其发展演进的过程中，鲜少有文人参与，始终保持着较为鲜活的原生形态。。

尽管曲艺与小说、戏曲同属中国通俗文艺，彼此间有着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但相比之下，它们的发展演进轨迹还是有所不同，小说、戏曲经过宋元时期的发展变化，到明代中后期，在李贽、冯梦龙、凌濛初、汤显祖等文人的参与推动下，经历了一个从民间到文人、从粗朴到雅致的蜕变过程，涌现了一批经典之作，如四大名著、《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具体表现为文本精致化，文体更有表现力，不少作品带有鲜明的文人色彩，呈现出个性化的特点。

《中国俗文学史》

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小说、戏曲呈现出文人与民间两种发展演进模式，并一直持续到清代。到了清代，既有《镜花缘》、《儒林外史》这样文人化的作品，也有《施公案》、《三侠五义》这样民间气息浓郁的小说；既有传奇、杂剧这样的雅部之作，也有秦腔、京剧等花部戏曲的兴起和流行。

文人对中国曲艺的参与较少，不仅体现在创作上，缺少冯梦龙、凌濛初、汤显祖这样的高水平作家，也体现在批点上，缺少李贽、金圣叹、毛宗岗这样的批评家。

小说、戏曲在明代中后期之后，达到几乎每部作品皆有评点的程度，但曲艺作品则鲜有批点者，连相关的记载及文献都很少。没有经过精致化、文人化的过程，中国曲艺一直保持鲜活的民间状态。

由此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不少曲艺作品经过较长时间多代艺人的反复打磨，其所蕴含的思想意识和审美趣味往往超越时间和地域，反映了广大民众的思想与诉求，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因而也更能体现民族性，且这些作品在表现手法、结构、语言及风格上皆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与那些雅化、带有文人气的通俗文艺作品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后者无法取代的。

从明代开始，曲艺等通俗文艺以其独有的生动和鲜活对文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引起他们的关注。

《西厢记诸宫调》

当然，这也会带来一些缺憾，尽管曲艺中也有像《西厢记诸宫调》、《天雨花》、《再生缘》、《露泪缘》这样优秀且流传较广的作品，但其思想艺术成就及影响尚不能与《红楼梦》、《西厢记》这样的小说、戏曲经典作品相比。

从文体来看，小说、戏曲虽然也有多种样式，但都有一些具有代表性、全国范围内流传的主流样式，比如小说主要以笔记、传奇、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等形式流传，戏曲则以杂剧、传奇的形式流传，相比之下，尽管鼓词、宝卷、评书、弹词等曲种的流传范围较广，但曲艺没有出现那种在全国范围内流行的代表性样式，显得较为分散，因而地域性体现得更为明显。

这也限制了曲艺的流传，有不少曲艺样式仅在很小的地域范围内流传，比如白局，它产生于清代的织造机房内，仅在南京地区流传，这类曲艺作品的内容及语言往往具有更为鲜明的地域色彩，具有地方文化标本或活化石的意义，显示出曲艺的丰富多彩。

这一特点也使中国曲艺传播接受的方式、渠道与小说、戏曲有着明显的不同，并影响到其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

大体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在海外的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广东两省，多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劳工，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北美地区，伴随着他们的脚步，海外流传的曲艺主要是南方的曲种比如木鱼歌、潮州歌册、南音等。

苗怀明《国外学者论中华曲艺》

二战之后，随着来自北方的知识移民数量增多，移民的地域也扩大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以相声为代表的北方曲艺逐渐替代南方曲种，在海外成为主流。

可见曲艺在国内分布的地域性特点使其在海外的传播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不管是哪个曲种，对海外移民来说，都意味着浓浓的乡愁。

三、非遗助力，焕发生机

中国曲艺的上述文化特性也影响到其研究。进入二十世纪，中国通俗文艺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成为体现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学术特点与成就的重要领域，曲艺也由此进入学术殿堂。

不过相比之下，小说、戏曲的研究要更受重视，在学科奠基之初就出现了具有开创性的奠基之作，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吴梅的《顾曲麈谈》等，对其后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1917年，小说、戏曲走上北京大学课堂，标志着中国通俗文艺成为现代学术及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受到学术制度及教育制度的保障，其后其他学校纷纷效仿，开设课程，并出现了一批专门的教科书。

《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述略》，苗怀明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版。

相比之下，曲艺没有这样幸运，虽然也受到郑振铎、傅惜华、赵景深、阿英等学人的关注，但一直未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登上大学课堂，而且也缺乏像《中国小说史略》、《宋元戏曲史》这样的经典之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一部系统完备的中国曲艺史都没有，相关的著述在数量上比小说、戏曲要少得多。

这样就造成了中国古代通俗文艺研究格局的不平衡，曲艺较少被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通常只是在与小说、戏曲产生关联时才被提及，成为小说、戏曲的陪衬，如此一来，古代曲艺庞大的作品及文献数量与少人问津的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尽管也有研究者指出这一问题，但未能产生太大的改变。

这种颇为尴尬的局面直到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才得到较大的扭转。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世界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种保护措施的实施，曲艺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历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低谷期后，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获得了新的生机。

国务院于2006年、2008年、2011年、2014年、2020年相继公布了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1570项，其中曲艺145项，占比将近10%。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名录纪实》

对包括曲艺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让其传承下去，已经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文化政策，也是全民的共识。

在此背景下，人们对曲艺乃至中国通俗文艺的认知也发生了较大改变，不再单纯的将其仅仅作为民间通俗文艺，而是将其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注其传承与保护，这无疑会极大的推动曲艺研究的发展，使其在二十一世纪的前二十年间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热点。

这表现在不少高校和单位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和重视这一领域，特别是许多年轻学人的加盟，为这个学科注入活力，他们选择曲艺作为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大量文献资料被整理刊布，相关著述的数量有较为明显的增长，曲艺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有着较大的进展。有鉴于此，有些研究者从学科角度提出建立曲艺学的倡议。

《曲艺学》第1辑

对曲艺研究来说，2022年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年份。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这一年的2月22日，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公布2021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及《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新专业名单（2022年）》，“曲艺”被列入普通高等学校的新专业，正式进入本科课程体系。

同一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中，戏曲与曲艺正式成为艺术学下的二级学科，被纳入研究生教育的学科专业目录。

这标志着曲艺学的形成，曲艺研究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学术制度和教育制度的保障，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随着政府层面的重视，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学术新人的加入，曲艺研究将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

《中国的曲艺》

总的来说，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双重加持，曲艺迎来了一个新的良性生态环境，无论曲艺的创作还是研究，都将随之产生新的变化，将会有更多更有分量的作品和著作面世，中国通俗文艺研究的格局也将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这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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