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宇曾在马列研究院担任研究员，陈伯达是院长。1966年，他被调到钓鱼台的办事组工作。1967年1月，王广宇被任命为办事组组长，但这个组长的职位他仅仅担任了大约半年的时间。

在这短短的半年里，王广宇在工作上非常谨慎，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他深知，在这个位置上，自己很容易卷入麻烦。但无论他如何小心，麻烦总是接踵而至。1967年初，王广宇被任命为组长，对于这个职位，他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激动或喜悦。在他看来，这个“组长”的头衔不光没有带来荣耀，反而给他带来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压力。

王广宇在文章中写道：

“1967年初，我被几位小组成员非正式地称为‘办事组长’，既没有正式的任命文件，也没有在全体成员中宣布过。”

从这几句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心情并不轻松，这个职位更多的是一种负担，而非升职的喜悦。更令人不解的是，作为组长，他居然连小组会议都无法列席，仿佛被孤立在了一个冷清的角落。

尽管他被赋予了这个职位，王广宇依然没有多少实际权力。办事组的实际运作，大多由戚本禹来主导，王广宇只需要按照指示执行。虽然在名义上他是组长，实际工作中他还是处于一个尴尬的角色。任何细小的事务，都要请示戚本禹，而只有重要事务，才需要他去处理。

1967年夏天，王广宇的一天又迎来了突如其来的麻烦。那天，办信组的负责人杨松友送来了几卷字画和一些群众信件。这些字画原本来自办公厅，经过办信组的处理后，传送给了王广宇。虽然信中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些字画的来源和背景，但王广宇并没有立即拆开查看，他只是把这些东西放在戚本禹的桌子上，并写了一个便条，请他处理。

王广宇当时并不清楚这些字画的重要性。可没过多久，问题就来了。陈伯达的两个秘书王保春和王文耀来找王广宇，原来他们已经追踪到这些字画，发现它们被王广宇转交给了戚本禹。两人面带不悦地询问他，为什么把陈伯达的字画交给戚本禹处理。王广宇这才意识到，这些字画竟然是陈伯达的作品。

陈伯达一向谨慎，对自己的字画非常小心，担心这些作品一旦落入不明之人手中，可能会成为日后追查的证据。而且，他通常不会直接署名自己的名字，而是使用“仲晦”这个笔名。所以，王广宇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字画的真正价值。

陈伯达得知此事后，十分生气，立刻赶到值班室质问王广宇。面对他的愤怒，王广宇只能解释说自己并不知道这些字画的具体情况，完全是按照工作流程处理的。可陈伯达依旧不解，质疑为何这些字画被交给戚本禹批示。戚本禹也没有参与此事，根本不清楚这些字画的来龙去脉。最终，陈伯达对这件事大发雷霆，甚至表示今后不再理会与他有关的任何事务。

王广宇感到非常冤枉。他明明只是按照程序办事，没想到会引发如此大的风波。事后，王广宇打电话给杨松友，责怪他把这些难以处理的信件交给自己，表示以后遇到类似情况，他不想再中转。杨松友也感到非常无奈，写了一封解释信，表示自己并不清楚这些字画的背景，只是根据正常流程转交给了王广宇处理。

为了消除误会，王广宇多次通过王保春向陈伯达解释此事，但他也不知道陈伯达是否真正接受了他的解释。这场因字画引发的风波，最终让王广宇感到自己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他越想越不解，这种小事为何会激起如此大的波澜，甚至让他陷入了被误解的境地。

这次风波虽然并不严重，但却让王广宇对职场的复杂性有了更深的体会。在这场职场斗争中，无论是他自己，还是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不经意间被卷入了风暴的漩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