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之所以最后走上梁山，成为落草之人，根源在于“写反诗”一事。郓城县的押司宋江，本来仕途有限，却因诗句被通判黄文炳举报，被定罪为谋反之人，按律应当处死。自此，宋江仕官的正路彻底断绝，他只能转而依靠“落草为寇、杀人放火”来等待招安，从而另谋出路。

后来，宋江果真如愿被招安，官至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地位相当于一个地方最高长官兼军队统帅。相比之前在县衙中只是一个押司的边缘小吏，他的身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若不是因为“反诗”，他很可能在郓城小吏的位置上混一辈子，甚至连原职都未必保得住。因此，所谓“因祸得福”，多少带点命运的讽刺。

不过，若宋江当年能把积攒的金银和徽宗所赏赐的十万贯财帛，分一半献给权臣蔡京、高俅、童贯等人，或许真能躲过一劫。但历史若真如此，世道就更显荒唐了。

其实，宋江在被流放江州之前，早就沾满了血债。他在青州时就曾下令纵火杀戮，导致数百户人家化为焦土，死伤无数。这种大罪，照律法足以凌迟三日。但他巧妙地将罪行嫁祸给了秦明，自己却仅因杀阎婆惜被流放江州。江州是风景秀丽的鱼米之乡，白居易曾在那里写下《琵琶行》。宋江在此饮酒赋诗，却因几句词句，再度引来杀身之祸。

宋江逃过死刑后，对黄文炳的恨意可谓入骨，甚至传说他最终将黄文炳杀死后，还以焚烧分食的方式泄愤。究其根源，宋江的诗未必真有反叛之意，而黄文炳却故意曲解，借机邀功，以求仕途通达。他指宋江诗句“敢笑黄巢不丈夫”为谋反之心，实则捕风捉影。

有趣的是，就连最瞧不起宋江的金圣叹，也曾反复说过“我亦疑之”，认为宋江的诗未必真是反诗。既然连金圣叹都存疑，那我们也可以深入思考：宋江到底想借诗表达什么？

若对比黄巢与宋江的经历，可以发现二人有几分相似：都出身富裕盐商家庭，都有些文才武艺，都能写诗。黄巢因科举屡试不第，最终揭竿而起，写下豪放的《不第后赋菊》。但他的造反最终失败，还后悔自己当初误国殃民。宋江或许正是瞧不起黄巢这种“有志无终”，才在诗中嘲讽一句。

那么宋江真正要杀的仇人是谁？他并不恨皇帝，也不恨高俅、蔡京等权臣，因为每次见到这些权贵，他都低眉顺眼，连连磕头。真正让他心怀怨恨的，很可能是晁盖。因为从阎婆惜掌握的书信，到宋江在梁山时的态度，都能看出他对晁盖心生不满。江州劫法场后，晁盖仅带百余人去攻打无为军，几乎是送死的差事，而这正是宋江安排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宋江在梁山之时，多次以“忠孝”之名拒绝晁盖的邀约。若他真有谋反之心，早该顺势上梁山夺取权柄，又何必在江州服刑？因此，当他写下所谓“反诗”时，真正的情绪可能并非谋反，而是对晁盖的愤恨与心结。

换句话说，宋江既不敢反朝廷，也不真想与权臣为敌，他唯一的“志向”，就是借梁山的力量为自己铺路，最终跪拜朝廷，求得一官半职。至于“报仇血染浔阳江口”，最大的嫌疑人，恐怕正是晁盖。

综上所述，如果宋江的诗真是“反诗”，反倒更显他有血性；但若不是反诗，那更能看清他是个趋炎附势的小人。无论如何，他的“报仇”对象，极可能就是曾经的梁山之主——晁盖。换个角度想，晁盖之死，以及梁山众多好汉的悲惨结局，是否与宋江暗中的谋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