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料中记载来看，中行说被称为“汉奸”似乎是受到了某些特殊逼迫的结果。

关于中行说这个“叛徒”的故事，其实背后有着复杂的背景。西汉初期，中原与草原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大汉朝面对匈奴时，虽有雄厚的国力，但在面对匈奴的威胁时，依旧心生忌惮，特别是在白登之围之后，汉朝的劣势彻底暴露出来。刘邦深知形势的紧迫，最终决定采取“和亲”的政策，寻求与匈奴的和解。

刘邦在临终时曾经叮嘱后来的皇帝，要稳扎稳打，忍受与匈奴的和亲带来的耻辱，待时而动，最终反击匈奴。因此，在汉惠帝和吕后时期，和亲政策始终未曾改变，汉文帝即位后，和亲依旧延续。

随着时间的推移，匈奴的局势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冒顿单于的领导下，匈奴逐渐崛起，成为对汉朝的重大威胁。冒顿单于去世后，儿子稽粥继承了单于之位，史称“老上单于”。为了稳定匈奴局势，汉文帝提出了和亲的政策，准备派一位皇族女子前往匈奴嫁给单于，成为其“阏氏”——即“嫡妻”的意思，相当于送去一位“皇后”。面对这位貌美如花的中原女子，老上单于自然欣然接受，汉文帝也开始安排使团北上。

在汉朝，送公主和亲的使者通常由宦官担任，而中行说就被选中了。然而，中行说对于这次任务显得极为抵触，甚至威胁如果被强迫北上，他将起义反叛。中行说的出身显赫，按理来说，应该有着不错的地位。作为春秋霸主晋国的“六卿”之一，他的姓氏本身就体现了非凡的背景，但为何最终成为了宦官，却是个谜。

最初，中行说对于匈奴极为反感，但汉朝的统治者并未太在意他的情绪，他们只是认为他是在闹脾气。尽管前往匈奴是一条九死一生的道路——谁能保证匈奴不会杀掉使者而留下公主——但汉朝并未放弃，决定派中行说去执行这个任务。于是，中行说被迫成为了使者，带着使命前往草原。

在出发时，中行说发誓要背叛大汉，而当他最终抵达匈奴后，他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他开始竭力讨好新上任的老上单于，并表示自己决定不返回大汉，而是愿意留下来成为匈奴的“顾问”。中行说不仅学识渊博，熟知中原政治的运作规则，而且他的这些见解对老上单于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单于欣然同意中行说留下。

在匈奴的日子里，中行说并没有受到忽视，反而因为广博的学识得到了匈奴人的高度尊重。不久后，老上单于去世，其儿子“军臣单于”继位，并对中行说更为重用，接待汉朝使者时，常常由中行说亲自出面。中行说在汉匈之间的外交事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每次的交锋，他几乎总是站在匈奴一方。

中行说也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提倡草原人民“汉化”，他反而主张要保留匈奴民族的传统风貌，尽量避免大汉文化的影响。他认为草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应该保持原汁原味，因此提倡少用中原的布料和食物，鼓励人们多穿皮衣，多食用乳制品，以此抵制大汉文化的“入侵”。单于也觉得中行说的建议有道理，认为大汉对匈奴的影响并非出于善意，便放手让中行说进行改革。

在匈奴，中行说还传授了一些中原的技术方法，教匈奴人使用更简便的计数方式来管理牲畜和人口，这一创新使匈奴的生产和组织效率大幅提高。因此，中行说不仅获得了单于的深厚信任，还得到了匈奴人民的尊敬。

然而，中行说并未满足于此，他继续在背后操控，甚至篡改汉文帝给单于的信件，故意将单于的位置摆得低下，制造汉匈之间的矛盾。这一行为表明，中行说不仅要破坏两国的关系，还希望让匈奴在与汉朝的对抗中获得更大的优势。中行说的行为越来越偏向于一个彻底的“汉奸”。

而当汉朝使者再度北上匈奴时，中行说不仅在匈奴方面提出更多严苛条件，还以匈奴军队威胁汉朝，使者顿时哑口无言。中行说的做法让大汉使者陷入极度困境，也让匈奴人对他更加依赖。

从姓氏来看，中行说本是周代王族的后裔，按理来说应该是中原的一份子，然而他却甘心投靠匈奴，这让许多人不禁好奇，究竟是什么让他如此痛恨自己的国家，甘愿为敌。

中行说的结局并不明确，因为匈奴人没有详细的历史记录，但可以推测他靠着背叛自己的同胞，在匈奴过得并不差。虽然有些人同情中行说，认为他可能是被逼无奈，但他的背叛行为已经伤害了无数无辜的同胞，也使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极其负面的评价。

与中行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在匈奴境内坚韧不屈的苏武。苏武坚持民族的尊严，而中行说则是主动投敌，两者之间的差距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