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继位之后，首先选择了皋陶作为接班人，但皋陶早逝，因此他转而选定了伯益。史书记载，“而后举益，任之政。”然而，伯益最终未能成功与夏启的政治斗争中胜出，《博简·容成氏》记载，“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最终由夏启建立了夏朝。那么，大禹为何会选择将自己的皇位禅让给皋陶与伯益呢？有学者认为，考古学的发现，尤其是“涂山之会”的异常现象，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答案。

在大禹继位之前，他处理了三件极为重要的事情：一是建都阳城；二是召开涂山之会；三是发动了对三苗的征伐。这三件事情的时间顺序尚不清晰，其中涂山之会，亦即大禹与诸侯的会盟，尤其值得关注。涂山之会与黄帝的釜山大会类似，是中国春秋时期各地诸侯会盟的开端。根据《左传·哀公七年》的记载，禹会诸侯时，带着玉帛，象征着万国共主的身份。根据唐代杜预的注释，涂山大概位于今天的寿春（今寿县）东北，接近淮南和蚌埠一带。

奇怪的是，在蚌埠地区，确实存在一座名为涂山的山，还有一个叫做“禹会村”的村庄。这个村名早在《汉书》中就有记载，且一直延续至今。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在1981年，考古学家在禹会村发现了大禹时代的遗址——“禹会村遗址”（又称禹墟），它属于龙山文化，面积达到60万平方米。这一遗址的发现令人震惊，特别是其中两个重要的考古发现：首先，是一座2000多平方米的极为罕见的大型祭祀台基；其次，是一排长达50米、排列整齐的35个柱坑，这些柱坑很可能是用来固定旗帜的，标志着各个部落的身份。经过多方考证，学者们确认，这是一处专门为盟会而修建的场所，具有非常明确的功能，是大禹时代的遗迹。

因此，禹会村遗址可能正是涂山之会的举办地点。然而，这一地点的选择却显得相当不寻常，因为史书记载中的夏朝核心区域应该位于今天的伊洛嵩山一带。既然涂山之会如此重要，作为大禹确立自己在天下的统治地位，为什么不在夏族的核心区域举办，而偏偏选择了蚌埠的涂山呢？一般学者解释为，涂山之会是大禹为确立自己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所举行的标志性事件，而后他才建都阳城。但这个解释仍然有疑点：如此重要的大会应该在夏族的中心地带，而不是涂山，更何况涂山本来是大禹岳父的地盘。

更有可能的解释是，涂山之会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的誓师大会，类似于周武王在孟津的观兵会。根据《墨子》的记载，三苗是大禹及其前任帝王最强大的敌人。大禹在统一南方的过程中，率领各地诸侯共同征伐三苗。正如《墨子·兼爱下》中《禹誓》篇的记载：“禹曰：‘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这表明大禹已经继位，并准备发动对三苗的最后征伐。他召集了各路诸侯，形成了强大的联军，最终才彻底打败了三苗势力。

与此同时，考古发掘也揭示了三苗区域的剧变。位于湖北天门的石家河文化遗址中，曾有20座城池在约4000年前被彻底摧毁，随后该地区的文化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文化形态——王湾三期文化开始取而代之。这一现象无疑是大禹征伐三苗的历史见证，证明了他联合多个部落共同攻打三苗的战略。

至于为什么大禹没有选择在南阳或随枣走廊这类更接近江汉平原的地方集结军力，反而在安徽蚌埠的涂山召开誓师大会，考古和史料的结合给予了答案。大禹的铁杆盟友，后稷、涂山氏、皋陶、伯益等人，分别代表了不同的部落和势力。后稷代表周族，涂山氏是大禹的岳父族群，伯益则代表东夷势力，皋陶的身份较为模糊，但他可能与涂山氏有关。

其中，皋陶可能是涂山氏的首领，他的封国扩展到了今六安一带，而伯益则是大禹治水时的重要辅助者，二者在大禹征讨三苗的过程中至关重要。由于东夷和涂山氏等势力的强大，大禹决定在涂山这个重要地带举行大会，借此调动所有盟友的力量，共同对抗三苗的威胁。禹会村遗址不仅是盟会的文化遗存，也标志着大禹如何依托强大的部落力量，发动了这场决定性战役。

换言之，涂山之会的举办地点反映了大禹背后强大盟友的支持。大禹作为五帝之一，能够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背后必然有着强大的武力支撑，而这一切的政治回报则是为这些盟友在未来的权力格局中争取更大空间。因此，大禹选择将自己的继承权禅让给皋陶与伯益，实际上也是为了通过这种政治安排，巩固盟友的支持，并在需要时得到他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