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北京卫戍区的军政领导发生了重要调整。上级决定任命北京军区副司令傅崇碧兼任卫戍区司令，并将武汉军区政委吴烈调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兼卫戍区政委。对于这一调整，二人不约而同地表示，自己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首先谈到吴烈的经历。吴烈自参军以来，便被选入警卫工作，在这一岗位上一直干到1945年抗战胜利。那时，他主要负责保卫中央领导，曾担任中央警备团团长。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前往东北战场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随着平津战役的结束，吴烈再次回到中央首长身边，担任中央纵队司令、公安部队参谋长以及北京卫戍区的第一任司令。后来，他还先后调任武装警察部队、第二炮兵以及武汉军区等重要岗位。

到了1977年，吴烈在武汉军区担任政委时，突然接到上级指示，要他在三天内到北京就职，没有商量的余地。吴烈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自己内心更愿意继续留在武汉军区，因为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但他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调动。主要原因是，卫戍区的工作压力巨大，保卫中央领导的安全容不得丝毫马虎。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卫戍区的任务一直是最为重要且紧张的。尤其是在北平刚刚解放的时期，敌特分子潜伏在城市中，任何风吹草动都不能忽视，所有的注意力都要高度集中。吴烈深刻体验到卫戍区工作的压力，因此虽然他在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时有过些许担忧，但他依然履行了这一职责。

傅崇碧的情况则有所不同。1966年，傅崇碧被任命为卫戍区司令时，卫戍区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正军级单位扩编为正兵团级，新增了四个师，每个师下辖六个团，兵力一度接近十万人。卫戍区的任务不仅仅是保卫中央领导，还包括保护在京的老干部以及维持北京的社会稳定。虽然卫戍区隶属于北京军区，但每次重要会议时，卫戍区司令和政委的职务也常常让他们参加，接触到更高级别的军政领导，任务的重大性不言而喻。

傅崇碧曾经说过，上级下达给卫戍区的任务文件，甚至比北京军区还要多。卫戍区的工作性质使得其成为特殊时期的核心部门，负责执行一系列特殊的军事任务。在傅崇碧担任司令的两年间，卫戍区在一些关键时期成为了红极一时的单位。许多地方的领导人和军队高级官员常常在北京的各大宾馆和招待所落脚，卫戍区则负责确保这些重要人物的安全，防止任何潜在威胁的发生。

傅崇碧离开卫戍区后，曾调任北京军区副司令，但由于之前在卫戍区工作的巨大压力，他有过对再次承担如此重任的顾虑。尤其是在卫戍区频繁换将的情况下，先后有傅崇碧、温玉成和吴忠等人先后担任过司令职务，他自然会担心自己是否能够顺利完成这一工作。

1977年，上级决定再次调整卫戍区的军政主官，傅崇碧和吴烈的顾虑不无道理。对于他们来说，除了工作本身的压力，卫戍区的特殊性质以及人员频繁更替的背景，的确让人心生忐忑。傅崇碧曾提到，自己在卫戍区工作时的那些经历，直到多年后仍感到心有余悸。而吴烈也同样感受到压力。他们都知道这项工作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必须接受命令。

两人到任后，卫戍区的工作量非常大，他们必须快速对各个部门进行整顿，并落实各项政策，以确保部队能够迅速走上正轨。经过近五年的努力，吴烈和傅崇碧使卫戍区恢复了高效的运作，并对其业务职责进行了调整和优化。1983年，吴烈退居二线，傅崇碧则被调任北京军区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