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7年6月4日，唐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亲手结束了大哥李建成与弟弟李元吉的生命，从而稳固了自己登上帝位的基石，也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为人称道的贞观盛世。

贞观之治，经济繁荣，文化开放，军力强盛，外交上四方来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完美的盛世之一。在这个盛世中，国家各方面的事业蓬勃发展，民众安居乐业，帝国的实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有些历史上的盛世，虽然经济上取得了辉煌成就，却常常陷入了对外战争的困境。比如宋仁宗时期，经济虽富庶，但屡屡在辽夏的战争中败北。还有一些盛世，虽武功赫赫，却无法避免国内经济的严重困顿，例如汉武盛世与永乐盛世。唯有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文治武功并重，国家蒸蒸日上。

因此，历代帝王，唐太宗李世民得到了世人极高的评价，直至今日，仍然是众多帝王中的楷模。然而，这样的高度却使得人们常常忽略了他通过玄武门之变非法上位的历史阴影。

在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上，往往存在一种极端的认知偏差。即一旦把某个人定性为“好人”，他们做的每一件事似乎都是值得赞扬的；相反，如果某人被视为“坏人”，他的一切行为都无可救药。这种评判往往让人们在回顾玄武门事件时，无意间站在李世民一方，过度贬低太子李建成的形象。

正如古语所说：“成王败寇”，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李世民顺利登基后，也没有放过大肆贬低李建成的机会，甚至将大哥描绘成一个奸诈冷酷、心狠手辣的坏人。在后人的眼中，这两位兄弟似乎从一开始就是死敌，缺乏任何兄弟情谊。

然而，2005年西安出土的李建成墓志铭却给了我们不同的视角。从墓志铭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李世民对于这位被他亲手杀害的哥哥，似乎有着复杂的情感。

墓志铭简短，仅50余字，记录了李建成的逝世日期及葬地。或许你会觉得，这段墓志铭的信息太过简略，似乎只是记载了死因和埋葬地点，但正是因为这些内容简略，反而让人觉得有些不对劲。

在古代，墓志铭的内容通常会对逝者的一生做出总结，详细记录其生平事迹、贡献与德行。然而，李世民却在墓志铭中完全没有提及这些内容。如果李建成真如史书所描写的那般“无恶不作”，那么李世民为何不在墓志铭中揭露这些罪行，以便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合法性呢？

李世民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深知，历史的纷争并非简单的是非对错，而是错位的利益与权力博弈。玄武门之变中，两兄弟各自并没有做错什么，错的只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与位置。

这块墓志铭与武则天的无字碑相似，揭示了一个复杂而微妙的历史真相，那就是历史的功过难以一言以蔽之。李世民之所以没有公开撕破与李建成的关系，恰恰说明了他对这段兄弟情感的矛盾与复杂。

回到历史的真实层面，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之间的关系并非人们所想的那样彻底反目成仇，而是被更深层的政治和家族利益所左右。唐高祖李渊的妻子窦皇后，曾是隋唐时期一个举足轻重的女性人物，多次在丈夫李渊面临隋炀帝的怀疑与迫害时给予帮助。四兄妹之间在窦皇后在世时，感情和睦，然而她的早逝打破了这一平衡，为后来的争斗埋下了隐患。

在李渊造反之前，窦皇后已经去世，兄弟之间的关系逐渐被复杂的权力斗争所替代。关于李渊起兵的经过，史书中普遍认为李渊起初并没有雄心壮志，直到李世民屡次促使父亲起义，最终才激发了李渊的反叛意图。李世民的这一系列操作，不仅将父亲推上了造反的道路，也间接奠定了自己未来的帝位。

但这一切并非如后来的史书所描述的那样简单。李渊当时已心有所属，派李建成去河东招募豪杰，以备反叛。而李世民则在这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最终通过一系列的战斗与策划，使李渊的反叛之路得以顺利展开。

而当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后，李世民虽然有功劳，但其地位与太子的关系逐渐紧张，逐渐陷入了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内外压力的累积，使得李世民的战略方向发生了改变，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权力核心。

这场兄弟间的争斗，不仅仅是两人之间个人恩怨的延续，背后更深层次的，是家族和国家层面的复杂博弈。在这个过程中，李世民虽然一度掌握了巨大的军事与政治优势，但李建成作为太子，依然是合法的继承人，两者的权力斗争不可避免。

总之，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玄武门之变不是单纯的对错之分。李世民和李建成，都是被时代潮流推着前进的人物，他们的矛盾与冲突，最终成为了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