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刘邓大军进驻大别山，晋冀鲁豫军区在后方成立了多个纵队，其中包括了8纵、9纵、10纵、11纵、12纵。除去8纵被留在军区，其他纵队的指挥分别由刘邓和陈谢（即陈赓与谢富治）负责。其中，9纵由陈赓与谢富治联合指挥，由秦基伟担任。这一安排是根据当时全局战略的需求做出的。

对于新成立的9纵来说，原本它是由太行军区的地方武装升级而来，战斗经验较为浅薄。虽然9纵并未直接隶属于刘邓的指挥体系，但对于秦基伟而言，他与陈赓并非上下级的隶属关系，而是平级的指挥官。

那么，为什么上级决定要组建陈谢集团呢？这一决策是因为刘邓大军远离大后方，深入大别山作战，形势相当孤立，需要来自各方面的支援。为了应对这一困境，上级决定以陈赓所指挥的4纵为骨干，组织了陈谢集团，渡过黄河，前往豫西地区进行支援。

值得注意的是，陈谢集团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兵团，它并没有设立独立的司令部。相反，只有一个前敌委员会，陈赓担任书记，成员包括秦基伟、黄镇、孔从洲、汪锋。所有的作战命令都由前委名义下达，体现了集体指挥的性质。

秦基伟对这一安排持支持态度，他从原则上表示不会在职务高低上计较，始终明确表态，愿意接受陈谢的指挥。他认为陈赓和谢富治都是革命资历较深的老将，具备丰富的军事经验，尽管他和他们同样是纵队的指挥员，但他愿意尊重和听从他们的指挥。

至于秦基伟和陈赓平级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45年8月初。当时上级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李达从太行军区司令员转任军区参谋长，秦基伟接替太行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与此同时，陈赓担任了太岳军区司令员兼太岳纵队司令，从此两人的职务平起平坐。

尽管从资历上看，陈赓和秦基伟有不小的差距，但他们在军事上的相互尊重和合作，打破了职务上的障碍。在国共谈判期间，陈赓和秦基伟都进入了军调部，秦基伟作为太行军区司令，担任了军调处12小组的首席代表，陈赓则是太原执行小组的代表，二人都获得了少将军衔。

这一过程也许就是秦基伟所说的“我不计较职务高低”的原因之一。解放军的组织逐步壮大，兵团的设立使得指挥层次发生了变化。随着兵团的成立，越来越多的将领凭借资历、战绩和能力被提拔，逐渐拉开了职务上的差距。

以第二野战军为例，虽然秦基伟作为纵队级指挥员时间较早，但在之后的职务安排中，他一直停留在纵队司令的级别。而王近山虽然是6纵副司令员，后来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任职，但因为其战功显赫，最终被提拔为兵团司令员。这种战功上的差异，体现了职务晋升不仅仅依据职务本身，还要看战功的表现。

1946年6月，王近山才正式转为6纵司令员，而秦基伟早在此之前就已经担任了纵队级指挥员，但从战绩来看，二者的差距明显。9纵成立后，由于它是一个新部队，作战机会较少，所以在多次重要战役中，主要以陈赓的4纵为主力，而9纵则更多作为辅助。例如在洛阳战役和淮海战役的黄维兵团围歼战中，9纵虽然参与，但并未成为主力。

尽管秦基伟和陈赓在平级时有较长时间的合作，但在战功和资历方面，陈赓的成就要远超秦基伟。1949年，随着兵团的成立，陈赓担任兵团司令员，他麾下的旅长和旅政委如周希汉和李成芳都晋升为军长，而秦基伟依旧在纵队司令的位置。由此可见，职务上的升迁不仅仅取决于任职年限，还与指挥员的战功密切相关。

1949年后，陈赓继续担任兵团司令员，而秦基伟的9纵依旧处于纵队级别，直到1952年他才晋升为正军级。这一过程反映出，9纵的战绩并未达到足以让其升格为兵团级的程度。